红色经典中国电影第三代导演(4)

被宏大叙事所召唤的第三代
中国第三代导演，或来自军队，或来自十里洋场。他们有着各自的对旧时代的厌弃和仇恨，对新时代的抱拥和欣喜。他们其中也不乏隐性的，对那个热气腾腾、大干快上的红色中国的一丝难以洞察的、较为私己化的家国感怀。毋庸置疑的是，他们最终都统一在全新的政权所整齐划一的纲领和策略之内。中国第三代导演就成长于新中国的初创时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过于趋同，置身于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宏大语境之下，他们的作者风味并不出挑，只能说在打上较为鲜明的个人标签。在镜语上，崔嵬对长镜头有着偏爱;调度上，林农在群像勾勒上疏密有致;剧作上，成荫的叙事态度先抑后扬。他们中的杰出者，在对电影语言的贡献上，其实比他们上一辈更为精到，圆熟，但却少了一些更为灵动的气韵，当然更少了富于勇气的感怀，在处理冲突时也免不了粗暴生硬，过于依赖二元对立。
人物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两种，革命与反革命，极少有对中间人群的书写。
这里必须提到演员出身的导演吕班，吕班热衷于勾描那些不完善，大概也很难改造好的小人物。他的讽刺喜剧《新局长到来之前》《不拘小节的人》把笔墨洒到了寻常人生上来，展现了不因时代更替，而存留于人性夹缝中的痼疾。吕班的最后一部作品《未完成的喜剧》，则如匕首、投枪般直指当时的电影审查制度。此片被禁，吕班的厄运也由此开始。
因为他的电影与新时期最重要的主题“成长”多少是有些相悖的，这成长包括改造和觉醒。一个农村青年要舍身炸碉堡(《董存瑞》)、一个大字不识的家庭妇女会成为坚定的革命者(《革命家庭》)、一个绿林好汉最终踏上革命征程(《独立大队》)、一个女奴要决定自己的命运(《红色娘子军》)，至于鲁莽的人变得持重、善妒的人懂得了宽宏、自私的人学会了大量、娇骄二气的人变得可爱，这样的银幕形象更比比皆是。而资产阶级和小知识分子的改造，也如大浪淘沙般，筛选下来的是那些对新生活一往无前的红男绿女。这个时候的中国银幕，是一曲又一曲，响彻云霄的关于“英雄成长”的赞歌。但无论如何，这都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人真实的心声，它成为时代曲也是理所当然。
与观众打成一片
十七年的中国电影，最重要的贡献，是真正建立了电影与观众的密切联系。建国前，大部分人是不知道这舶来品为何物的，只有在新中国，电影才真正走向了田间垄头、厂棚军营。电影成为了那个年代最为重要的娱乐方式之一。在寓教于乐之外，更多的普罗大众感受到的是流动的光影摇曳之时所带来的心醉神迷。电影从形式到内容，从发行到放映，都不折不扣地走向了民间。有趣的是，中国第一届春晚也被拍成电影，由中央新影摄制，总导演是张骏祥，导演就有第三代的两位宿将林农和谢晋，舞台监督是大名鼎鼎的谢添。请来的嘉宾文教科卫一应俱全，如郭沫若、老舍、巴金、钱学森、华罗庚、梅兰芳、荣毅仁等重要的历史人物欢聚一堂。这届春晚以电影化的时空关系，舞台空间得到了无限度的扩展，尤以侯宝林参加节目这一段最为明显。影片摄制于1956年，其中不是每一位人物都被称为同志，有的也被称为先生。
更重要的，它还提出，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造还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也就是说，1956年的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正在覆盖整个神州大地。
说到那个年代，观影人次最高的当数由苏里执导的《刘三姐》。不止一次地听人说过，有不少人跟着放映队，翻山越岭，数十遍地观看这部景美人美的音乐片。有的人给自己的理由是，要把所有的歌词都记下来，并且要把每一首歌都学会。《刘三姐》也涉及到了阶级矛盾，但人们之所以无比热爱这部电影，是因为其有着桂林山水的旖旎风光，更有着动人的人情之美，民俗之韵。它极大地符合了国人的传统审美，它将以弱胜强的传奇故事和“准”仙女下凡式的爱情童话，共同勾描于江山如画之中。至于那位娇俏可爱的壮族少女集才艺、智慧与正义于一身，却又分外地爽朗、明媚，洋溢着一种对生活本体极为朴素的热爱。《刘三姐》的纯净，也应和着当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这是十七年里最为沁人心脾的电影之一。王家乙的《五朵金花》和刘琼的《阿诗玛》都各有特色，但都远不及这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