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北京知青的夏县记忆(17)

1969年春天，有一段时间没有收到妈妈来信，我心里非常不安。母亲在文革中是被批斗的。说她是特务，是国民党军官的妹妹，是右派分子的老婆，等等。光是为了查清她的特务身份，外调人员自称已经在全国跑了几万公里了。母亲的生活十分艰难，仅凭自己一个月五十元的工资要养活我们四个孩子，后来大妹妹和我一起去了山西，小妹去了内蒙兵团，家被彻底拆散了。要是妈妈……我和大妹不敢多想，商定由我无论如何要回去看看。我没钱买车票，只能扒火车回去。一路上有惊无险。到家一看，母亲果然被关起来了，只剩13岁的小弟弟一人在家。我到单位去找，见到了被关押劳改的妈妈。好在是没几天妈妈就被允许回家了，情况多少有了些缓解。而我也必须回村销假了。母亲无端受到如此羞辱，我作为儿子却无能为力。这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回山西还是扒火车，仅仅补了一张3.80元的车票（从北京补到定县）。我的“成功”经历鼓舞了同学，也都开始盘算扒车回家。夏天干完麦收，我们约了几个人，有我和我妹妹，有树臣、建民，有一鸣，好像还有一两个，开始了回北京的冒险之旅。但当时正赶上临汾武斗，南同蒲铁路不通了，只能走河南。
山西两派武斗，战场在临汾。我们村里都派了人前去参战，不参战的也要捐粮捐钱，七队有个打过内战的老兵，他去参战了。队里社员好像也都捐了些钱粮，但为谁打仗、为什么打仗都不知道。武斗造成南同蒲线不通车，如果要回北京就要绕道河南走陇海线。从庙前坐汽车到平陆茅津渡，坐船过黄河到河南三门峡，从三门峡到郑州，从郑州再到北京。这就是我们要走的路线。由于没有钱，我们是要全程扒火车的，一路上惊险不断。
我们一大早就从村里出发了，临行时老乡送了我们好几十个煮鸡蛋，差不多整整一军挎，一鸣背着。到了庙前坐开往茅津渡的汽车。车是一辆解放卡车，没有座，人全站着。车厢里人很多，人挨人挤得动弹不得。路上肚子饿了想吃鸡蛋，但是被挤在车向中间的人根本找不到地方把鸡蛋磕开。一鸣有个办法，他腰上系着那种帆布皮带，他把鸡蛋在皮带扣上磕，我挨着他，我的鸡蛋是他帮我磕的。
在茅津渡等船时碰到一群北京知青，有男有女。有个男孩低声对我说，注意点身上的钱，我们的钱都集中放女同学身上。我说，我们也是。其实我们哪儿有钱！
黄河渡船是木帆船，船舱很深，岸上的人要跳下去，人在船舱里站着。黄河水没什么浪，但水流较急。河水是棕红色，很浑。但是我们看到有人在河里游泳，一个人还与我们的船碰了一下，很悬。
茅津渡对面就是三门峡市。我们上了岸，在车站附近饭馆吃了点儿饭，就往车站停车场走去。路上又远远看见那些同船过来的北京知青，他们有钱，是去售票处买票的。我们有些难为情，就躲着他们，当然更要躲着铁路人员，绕着从车站最西头的大铁门溜进了站台。又从站台跨过铁轨，到了货运火车停靠的地方，选了一个较为干净的空车厢，车厢离地面很高，大家互相帮着爬了上去，半拉上车门，静静地藏在车厢里。车什么时候开？是不是往郑州方向开？不知道。
天渐渐晚了，车咣咣地动了好几下，忽然半关着的门被打开了，跳上三个人来，我们吓得够呛。那三人倒是很客气地跟我们打了打招呼，原来他们也是扒火车的。攀谈中得知他们不是知青，就是在铁路上来回跑，“吃火车”的。他们说这趟车快开了，就是去郑州方向。他们不去郑州，好像是去一个什么小站，说是要去“吃”一辆往回走的客车。他们也不避讳，说“吃”火车就是夜里把旅客的旅行包扔下来，底下有人捡。
车终于开了，天也完全黑了。车里车外一点亮都没有。那三个人唱起歌，全是外国名歌，唱的还好听。我们这边，建民带头唱起了《喀秋莎》《红梅花开》等苏联歌曲。我素来不喜欢苏联歌曲，没跟着唱。后来到了一个小站，那三个人下车了走了。记得他们说过，陇海线有几处他们存钱存东西的站点。还说你们坐船过黄河时看到游泳的人就是他们。真不知道，社会中还有这样的人、这样的生存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