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山东前传(3)

这一年被视为烟台的开埠之年。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除了欧洲保守的天主教再次回到中国，尤其是直隶、山东地区，与天主教有矛盾的新教各个教派也开始大批进入中国。当时北方的开放口岸是天津、烟台和牛庄(牛庄位于辽宁海城市附近，后改为营口)。因此，直隶和山东又成为新教多个教派在中国北方传播的重要地区。德国是西方列强的“后起之秀”，早就想以传教为名在山东占有一席之地。1897年，德国借口“巨野教案”，出兵占领青岛。德国传教士所传之教是天主教的又一新教派，其急不可耐的帝国主义野心比其它列强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当时的山东可以说是西方各个列强文化都得以展现的地方，包括俄国和日本。与此同时，山东又是孔孟故里，儒学根源，中国传统文化根基深厚，不同文化在这里的碰撞、震荡显得尤其激烈。保守与创新，拒绝与吸纳，使得每一个山东普通人都能感受到无所不在的影响。
义和团运动正是在这一影响下产生的。
义和团运动以反洋教为表现，使得它的“反帝”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过去，中国历史上的反对外来侵略，例如山东地区明朝时期的反倭寇，焦点主要是生命财产。而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山东地区，由于洋教政教合一的倾向，使得洋教与财富、法律、军事、教育、习俗等世俗政权手段紧密结合。因此，义和团的反洋教、反帝斗争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斗争的色彩，这也是西方列强尤其痛恨义和团的原因。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斗争是比生命财产更为严峻的斗争，中国历史上虽然遭受过多次外族入侵，但没有一次像西方入侵这样在文化领域爆发你死我活的冲突。清朝统治者未能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对于义和团运动首鼠两端，加上义和团运动主要是农民自发的行为，缺乏正确的领导，最终被帝国主义和清王朝联手镇压。清朝镇压义和团标志着它彻底失去了捍卫中国文化的道德身份，被中国人民抛弃只是早晚而已。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的二十多年，山东出现了共产党。最初的共产党人都不是普通农民，而是知识分子。他们得益于山东这块东西方文化互相碰撞的土地，从本土文化中生长起来，又没有顽固地拒绝外来文化，他们是一群思想开放、为了改变现实而渴望学习的先进分子，是最优秀的一部分人群，是一群领风气之先的弄潮儿，他们就是一群接受新知识、与时俱进的精英。由此我们发现，义和团运动精神可嘉，大方向正确，但由于缺乏正确的领导，缺乏意识形态、文化观念领域鲜明、准确的领导干部队伍，最终沦为“乌合之众”而失败。而中国共产党这一群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的出现，弥补了义和团的重大缺陷，使得民众有了明晰的目标、正确的手段和光明的希望。从更广大的层面上说，鸦片战争以来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义和团乃至五四运动，都不同程度地暴露出精英与民众相脱节的现象。
而中国共产党自从建立江西根据地以来，便将精英与民众紧紧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在山东显得尤其明显。
山东地区共产党精英与民众的结合，继承了义和团运动高举意识形态、文化斗争旗帜的传统。只不过由于义和团成员文化素质和接受教育程度的欠缺，对于东西方文化、中国与西方的意识形态较量，基本属于“茶壶煮饺子，有嘴吐不出”。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整套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并用通俗的语言让民众理解并接受，由此得以有效地组织民众。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发动民众、动员民众时，并不简单地使用“送来的”马克思主义。我在胶东地区参观了一系列纪念馆，其中展览了一些烈士的遗物，有一个现象令我印象深刻。共产党干部的遗物中很多是书籍，其中，《论语》、《大学》、《中庸》、《诗经》等屡屡出现。由此可见，这群领导民众的共产党精英并不是照搬西方理论的盲从者，而是借鉴西方文明，不断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收有益成分的兼容并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