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谦:道殿祖师显密思想简论及其籍贯考(5)
2024-01-21 来源:你乐谷
这里所指的三台清凉寺正是位于山西怀仁县的清凉山清凉寺。乾隆《蔚县志》(卷五):“五台山在城东一百里,其山五峰突起,俗称小五台,又东五台,以别于晋之清凉山。”《明史·地理志》:“怀仁在大同西南,西有清凉山,南有桑干河。”又《怀仁县新志·形胜篇》:“旧志云:‘怀仁黄花耸其前,三台拥其后,东映镇海,西嘘峪口’”意为怀仁有黄花岭屹立在前,三台山环拥其后;东临镇海(今位于怀仁县海北头乡高镇子村,旧为镇海堡,古时有海,名曰镇海,海北头由此而来。),南有桑干河。怀仁县民间有“先有三台山,后有五台山”之说,三台山即清凉山,传说文殊菩萨赴山西五台山弘法途径这里时曾营驻于此传法,所以清凉山也是文殊菩萨的第一道场。
二、龙泉寺位于今怀仁县海北头乡高镇子村,据《怀仁县新志》(清光绪三十二年)记载:“龙泉寺在镇海堡,旧名龙山寺,唐时建。”由此可见,道殿法师出生在怀仁,幼年在怀仁出家,青年修行于燕京,晚年示寂于河北蔚县之金河寺,此一点毋庸置疑。《汉书·地理志》:“云中郡有沙南县。”此为云中县之前身,《辽史·地理志》记载,“怀仁县本汉沙南县”,东汉末并为云中一县,又名云中城,置云中镇,这就是怀仁县之前身;北魏时县废,辽时析分云中县,置怀仁县,金初仍为怀仁县,至“金贞祐二年五月升为云州”,“元仍改怀仁县。”(怀仁县新志<清·光绪三十二年>)。
地理位置搞清楚了,就不难发现关于道殿祖师是大同人的说法其实是佛学者的一种误读,由于后来的佛学家在凡涉及道殿的文字中,见道殿弟子释性嘉在《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后序中提及道殿乃是“云中人也”,便皆误解为大同人,并在此句特别如是注解,一误而百错,如是将错就错下去,这种失误并非一例,此前更有佛学家南怀瑾先生将道殿祖师误认为是唐时人,似乎他对道殿的名讳并未详考。可见史家之豕虎传讹以及学者之重纰貤缪,对治学和研究的负面影响也非同一般。
道殿法师在临终前修建了“释迦舍利之塔”,内置舍利二十粒,香泥小塔两千,无垢光陀罗尼经五部,“至元通宝”铜币一枚。明崇祯初刘侗、于奕正所撰《帝京景物略》记载:“至元八年,世祖发视之……瓶底一钱,钱文至元通宝四字也。世祖惊异,乃加崇饰铜网石栏焉”。说明忽必烈进驻北京,在塔里发现了这枚“至元通宝”的铜币以及置于净瓶内的道殿法师的舍利,当时元与南宋对峙,尚未统一,而铜币上的“至元”二字正是元代的年号,这让忽必烈大为惊诧,悟出原是道殿法师为他授记。明万历《顺天府志》(卷二)记载:“妙应寺有敕建碑。”这里所指的敕建碑,正是元世祖忽必烈至元间由如意祥迈长老奉敕撰写的《圣旨特建释翘舍利灵通之塔碑文》的刻石。
明万历年间,沈榜所撰的《宛暑杂记》(卷一九,1961年北京出版社排印本)也记载:“妙应寺,一名白塔寺,元至元八年修。有塔记。”与沈榜同时的蒋一葵所撰的《长安客话(卷二)》所记元至元八年元世祖发现白塔的事迹以及白塔制度,也是摘自此碑。“延祐三年春,以集贤大学士邦宁颢之言,有诏树碑于凉国敏慧公墓道,翰林学士承旨某为之文。臣某谨奉诏。公讳阿尼哥,波罗国王之胄……少长每有所成,巧妙臻极……若西园之玉塔陵空,替公心匠之权舆……(至元)十六年,建圣寿万安寺。”(《楚国文宪公雪楼程先生文集》卷七《凉国敏慧公神道碑》)元至元八年(1271)三月二十五日,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忽必烈“欲增巨丽”,下旨在塔前建四殿,并请波罗国(尼泊尔)阿尼哥建筑,扩建寺院,并改名为大圣寿万安寺。
二、龙泉寺位于今怀仁县海北头乡高镇子村,据《怀仁县新志》(清光绪三十二年)记载:“龙泉寺在镇海堡,旧名龙山寺,唐时建。”由此可见,道殿法师出生在怀仁,幼年在怀仁出家,青年修行于燕京,晚年示寂于河北蔚县之金河寺,此一点毋庸置疑。《汉书·地理志》:“云中郡有沙南县。”此为云中县之前身,《辽史·地理志》记载,“怀仁县本汉沙南县”,东汉末并为云中一县,又名云中城,置云中镇,这就是怀仁县之前身;北魏时县废,辽时析分云中县,置怀仁县,金初仍为怀仁县,至“金贞祐二年五月升为云州”,“元仍改怀仁县。”(怀仁县新志<清·光绪三十二年>)。
地理位置搞清楚了,就不难发现关于道殿祖师是大同人的说法其实是佛学者的一种误读,由于后来的佛学家在凡涉及道殿的文字中,见道殿弟子释性嘉在《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后序中提及道殿乃是“云中人也”,便皆误解为大同人,并在此句特别如是注解,一误而百错,如是将错就错下去,这种失误并非一例,此前更有佛学家南怀瑾先生将道殿祖师误认为是唐时人,似乎他对道殿的名讳并未详考。可见史家之豕虎传讹以及学者之重纰貤缪,对治学和研究的负面影响也非同一般。
道殿法师在临终前修建了“释迦舍利之塔”,内置舍利二十粒,香泥小塔两千,无垢光陀罗尼经五部,“至元通宝”铜币一枚。明崇祯初刘侗、于奕正所撰《帝京景物略》记载:“至元八年,世祖发视之……瓶底一钱,钱文至元通宝四字也。世祖惊异,乃加崇饰铜网石栏焉”。说明忽必烈进驻北京,在塔里发现了这枚“至元通宝”的铜币以及置于净瓶内的道殿法师的舍利,当时元与南宋对峙,尚未统一,而铜币上的“至元”二字正是元代的年号,这让忽必烈大为惊诧,悟出原是道殿法师为他授记。明万历《顺天府志》(卷二)记载:“妙应寺有敕建碑。”这里所指的敕建碑,正是元世祖忽必烈至元间由如意祥迈长老奉敕撰写的《圣旨特建释翘舍利灵通之塔碑文》的刻石。
明万历年间,沈榜所撰的《宛暑杂记》(卷一九,1961年北京出版社排印本)也记载:“妙应寺,一名白塔寺,元至元八年修。有塔记。”与沈榜同时的蒋一葵所撰的《长安客话(卷二)》所记元至元八年元世祖发现白塔的事迹以及白塔制度,也是摘自此碑。“延祐三年春,以集贤大学士邦宁颢之言,有诏树碑于凉国敏慧公墓道,翰林学士承旨某为之文。臣某谨奉诏。公讳阿尼哥,波罗国王之胄……少长每有所成,巧妙臻极……若西园之玉塔陵空,替公心匠之权舆……(至元)十六年,建圣寿万安寺。”(《楚国文宪公雪楼程先生文集》卷七《凉国敏慧公神道碑》)元至元八年(1271)三月二十五日,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忽必烈“欲增巨丽”,下旨在塔前建四殿,并请波罗国(尼泊尔)阿尼哥建筑,扩建寺院,并改名为大圣寿万安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