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武侠娱乐电影如何建构民族想象(4)

武侠的历史源远流长，从先秦到现代，从纵向线性观察武侠的叙述和想象更符合其历史特点。从司马迁《史记》刺客、游侠的记载到21世纪银幕侠客，武侠世界的传播从严肃正史的历史叙述、到流行读物和娱乐电影的虚构世界，逐渐演变为“民族的共同想象”。
以侠客荆轲形象为例，荆轲形象“贯穿”《史记》《战国策》和现代电影《秦颂》《荆轲刺秦王》《英雄》，是典型的武侠历史叙述的主角，他的形象从《史记刺客列传》到影视创作，经历了一个从真实、传说到想象，从个人想象上升为共同想象的过程。同一段历史，荆轲在《史记》和《战国策》中就有区别。根据海登·怀特“元史学”的观点，历史话语是一种叙事话语，具有诗意内涵，历史文本在形式上和文学作品一样，具有诗性结构。
那么，在诗意内涵和诗性结构作用下，对荆轲形象的刻画就有不一样的表达，对荆轲的叙述也就更不一样。荆轲来源于真实历史或历史传说，但是“太史公曰”等句子无不透露叙述者对叙述主体的情感流露，说明其诗性修辞的体现。如是观之，武侠历史的叙述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修辞诗意，从真实转向想象，想象为叙述者提供充分自由的空间。直到三部有关荆轲的电影，对荆轲的想象已经层出不穷，诗意内涵和诗性结构继续为想象开辟道路，荆轲真实的形象变成了符号性形象。
侠客从历史人物变成想象的形象，从文学的想象形象变成电影的视觉形象，在这一过程中，武侠的传播受到不同媒介的影响。《史记》诞生时“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唐朝以前《史记》的传播都非常局限，唐以后市民阶层兴起才出现较大阅读群体。这样看来荆轲也没有多少人认识。武侠文学出现后，武侠人物获得新生。
在文学小说里武侠人物天马行空，跃然纸上。武侠小说的想象“触电”后，“借助活动画面所营造的前所未有的视觉奇观，以‘侠’为中心的历史想象在20世纪通过电影媒介得到了复兴。”从严肃的史记、流行的武侠小说到娱乐武侠电影，从口头说书、书籍流行传播到武侠电影放映，武侠的想象得到印刷媒介的深化和电影视觉的强化。《英雄》作为国产大片曾经受到观众的追捧，并首创中国电影票房过亿的纪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武侠景观是民族的共同经验，武侠想象经电影媒介传播，成为独特的大众娱乐。首先，武侠电影提供“大批量生产的感觉”，制造具有集体感官机制的“感知反应场”。如早期武侠电影所示，其“爆发式”制作和放映，利用古装布景、身体奇观、武术动作和妇孺皆知的传说叙事提供强烈的感官经验，产生感官的直接性和情感性。武侠电影具有制造“视觉无意识”的能力，一旦它对观众投射的想象世界被复制和大批量制造，“就为多元异质的公共大众提供了一个感知反应场”。
武侠电影不仅有其独特的感官机制，也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诉求的意识形态内涵。国民政府的电影检查委员会只看到其浓重的封建迷信色彩，却没有认识到它的“电影化表达和通俗魅力”，以及除商业娱乐性外，中国武术和剑客侠义所带来的民族认同感。直到今日《霍元甲》《叶问》《太极侠》等武打片，都带有民族主义书写的影子。观众想象性地认同银幕上的英雄，并因此沉浸民族的想象。电影的制作和传播让武侠的想象世界成为可视的形象，并经由大众娱乐，成为民族的共同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