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武侠娱乐电影如何建构民族想象(3)

功夫的想象从心理上就使不同阶层的主体置于民族想象的世界，寻找民族身份的认同。另一方面侠客身上所浓缩的侠义精神，是中华民族品格的精神缩影。武侠影像所传达的除暴安良、扶危济困、舍生取义的侠义精神为全世界华人营造一个安定正义的想象世界。侠义精神一端连接着民族的想象，一端连接着中国人深层集体心理，构建一个武林侠客的想象共同体。因此，结合侠客的功夫和精神内涵来看，侠客形象已相当人格化地提供民族想象。他们成为中华民族的镜像，维系“想象共同体”的构建。
民族意象意境的表达也是构建民族想象必不可少的一环。在中国古典美学理论中，已有“大象无形”“境生象外”和“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等丰富的论述，“意境”已成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审美范畴。武侠电影中女儿红、镖局、笙笛、古琴、剑道、禅学等意象符号充满东方气质，为观众呈现古典诗意、空灵顿悟的审美意境。甚至某些文化符号，例如《天地英雄》的“佛教舍利”，常常以被“朝圣”的姿态出现，是为民族想象的需要所创作出来的有关信仰的符号。
这些大量的传统意象元素虽然不完全介入叙事，但是不同的民族意象创造的意境，或情景交融，或虚实相生共同构筑起民族的想象空间。因此，民族空间的呈现和侠客功夫、侠义精神的展示责无旁贷地承担了民族想象的建构，而民族意象和意境则强化了这种共同体的想象。从可视的物象形成心理意象，到不同的意象形成独特的意境，武侠电影中意象的运用和意境的营造搭建起一座桥梁，通往东方韵味的想象世界。
中国人对武侠的想象情有独钟，喜爱视觉刺激、法术奇观的幻象，热衷于幻想体格的强健、身体的“飞越”。这种“腾云驾雾、飞檐走壁”的“飞越”身体经验是“一种辩证的修辞，是对本雅明的借鉴：它试图通过一个同时的水平面重新连接过去和当下。”得益于这种“连接”作用，武侠电影的空间、侠客、民族意象等象征性符号才有象征意义，中国人的共同想象才得以发生。因此，国人是武侠电影最“入戏的观众”，武侠电影这种“历史想象的现代转型”为国人提供强烈的认同感，“重塑一种流行的想象和乌托邦的集体欲望”。
三、从大众娱乐到民族的共同想象
那些民族性空间、人物形象和意象成为象征性的符号，武侠世界也就成为一种象征性的符号世界，即是想象的世界。安德森视民族为一种“现代的想象以及文化建构的产物，直指集体认同的‘认知’面向——‘想象’不是‘捏造’”，这让民族的想象与武侠世界的想象找到共同点。两者都十分依赖想象而产生，他们“指涉的不是什么‘虚假意识’的产物，而是一种社会心理学上的‘社会事实’”。
更何况，武侠的想象进入了民族的记忆，成为了中华民族最能识别的想象，武侠电影就在深层心理上建构民族的想象共同体。那么，武侠电影经过一个怎样的过程才成为民族的想象?或者说武侠世界从文字想象演变成大众娱乐，再从大众娱乐演变成民族的共同想象?结合武侠和民族想象的关系，本文认为武侠世界的传播从严肃正史、流行读物、娱乐电影逐渐上升为民族的想象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