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武侠娱乐电影如何建构民族想象(2)

港台的张彻、胡金铨、袁和平、楚原等武侠导演以各自不同的武侠影像风格为观众呈现古装侠义、刀剑文化的中国。正如香港学者卓伯棠指出：“邵氏开启的武侠世纪，此时正值内地‘文革十年’的浩劫、台湾也在白色恐怖的‘戒严时期’，邵氏电影的‘国语电影’主流势力，至少填补或提供了全球华人世界一个‘文化中国’的憧憬。”进入90年代，是徐克的武侠时代。徐克的武侠电影没有直接表述民族认同问题，但是他呈现的武侠江湖却为观众提供一个独特的想象中国的渠道。他的《黄飞鸿》《笑傲江湖》《倩女幽魂》系列和《新龙门客栈》等代表作品充满东方色彩，利用舞狮、竹林、服装道具等营造东方古典意境，在侠义精神内核的表述上也缝合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
同时期，国内数部武侠作品的民族意识表达更为直接，《义剑奇侠》《白衣侠女》《追命夺魂枪》等影片直接表现民族危难，渲染民族情怀。这些作品直接借救死扶伤、行侠仗义的故事完成武侠电影对民族的认同，完成观众对民族的想象。因此，香港和国内武侠电影的民族想象表达或隐或现，程度各有高低。武侠电影类型发展越臻成熟，对民族的共同想象似乎也约定俗成，总离不开那些江湖景观和体现民族认同的侠义故事。
李翰祥曾期待“在电影胶片中建立金碧辉煌的梦幻中国”，而武侠电影正是最能实现这一目标的电影类型。武侠电影以其动作奇观和侠义文化在审美心理上建构中华民族最熟悉的影像符号，让“世俗的、水平的、横向的”民族想象得以发生。在影视传播对民族想象共同体建构的范畴下，武侠电影的传播联结两岸三地，联结最广泛的大中华地区，建构想象的共同体。
二、武侠电影如何建构民族想象
安德森的研究起点是将民族、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将民族主义与人类深层的意识与世界观的变化结合起来理解，所以民族的想象不是“虚假意识”，而是民族历史文化的沉淀、民族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在中国文化里，侠客和武术是中华文化的典型想象，侠客情结往往承载着民族多数个体的“感情指向和精神期待”。武侠电影作为展现民族心理的镜像如何建构民族的共同想象?下文主要从民族景观、侠客形象刻画和民族意象表达方面进行论述。
首先，武侠电影为观众呈现独特的民族性空间以建构民族的想象。这些空间主要指现实空间和想象空间。现实地域空间还原民族的山河大川，利用视觉的呈现投射在观众的形象思维里。《侠女》的古刹、竹林，《龙门飞甲》的荒漠、客栈，《七剑》的天山，《蜀山传》的五台山与昆仑山，《卧虎藏龙》的小桥流水、东方仙境，当然还有武当山、少林寺等我们熟悉的名山古刹、禅院寺庙。民族性的景象转变成画面影像，视觉的冲击带来强烈的亲切感，尤其在《新龙门客栈》《双旗镇刀客》《天地英雄》中西部空间的再现，更蕴涵强烈的华夏民族文化的地理空间表征。
想象空间亦即江湖空间，而江湖空间和民族的想象有什么关系?江湖是中国人最容易感知的文化空间，是中国人集体性的心理空间。武侠电影不断用江湖叙事强化这种空间，烙印在集体深层心理上。这种心理空间营造是凝结民族和想象民族的重要情绪力量。更进一步说，江湖这种文化想象，是想象的一种共同体，是个人、团体、组织凝结在一起的共同体。这种特殊的文化想象，只有中国人才能认识彻底、通透。
其次，侠客形象是民族想象的人格化形象，侠客英雄是民族情怀的代言人。百年武侠电影可以为我们陈列出独臂刀王、金燕子、侠女、李慕白、黄飞鸿、霍元甲、李小龙式英雄等如数家珍的侠义之士。在他们身上刀剑拳脚功夫和侠义仁义精神是必不可少的两个特征，同时也是激活联想、引起共鸣、产生民族认同的重要元素。一方面刀剑、拳脚功夫是融合了传统戏曲杂技表演、舞蹈等想象而成，是中华独特文化标志。武侠电影中功夫的视觉展现已成为传统文化的一种仪式，观看的行为参与了这种仪式观念的建构，功夫的展现使得观看主体超脱生活，获得无比力量的精神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