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思想的三种阐释 天人合一思想(3)

但是不是简单地回到东方思想，就能够解决过分的物欲膨胀所带来的对自然的戕害，遏制对地球过度的开发利用，以及人类理性的狂妄？实际上，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当代中国的传统意识和具有活性的历史资源无比地稀薄，我们要真切地感受这样的传统，在现实社会中是何其困难，唯科学主义和过时的旧工业时代的价值依然泛滥，在盲目的竞速发展和无节制的开发利用中，对自然的敬畏之情仍显匮乏。近些年来，生态问题日显突出，但环境保护意识、特别是它的可以操作的手段，并不是来自东方，而是仍在依靠发达的西方的输送，就像工业化的过程一样，还是亦步亦趋。狄百瑞 Theodore de Bary在《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一书中，用反讽的口吻说道：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既然东方哲学以“自然神秘主义”的形式往往被看作是对这类运动的一种鼓舞力量，我们便有了一个明显的悖论：西方以其文化的与政治的多元主义接受了东亚传统的某些方面，而现代的东亚几乎是带着一种复仇心理经历了工业化和商业化之后，却在控制污染的斗争中落后了。于是在这方面，东方与西方的会合和交融就已经走到了这种地步，即现代的东亚可能需要赶上在西方所体现出来的某些东方最好的传统。
这的确是一个悖论，其中包含了几多的苍凉与无奈！试图用科学主义的生态观来呈现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价值，往往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尤其是在面对现实境况时，不知是庄周梦蝶，还是蝶化庄周？

二、学术史的研究和阐发
站在现代学术的立场，用历史研究的方式来描述和分析天人合一问题，在学术史、思想史领域里积累了丰厚的材料，使之成为当代研究的主产地。一大批学者从史料的爬梳入手，用文字考证、概念辨析和范畴释义的方法，把握思想的脉流，阐发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下的各种人物对天人合一观念的理解和叙述，构成了丰富多彩、多元多样的思想图景。正像余英时所说的：“‘天人合一’这个论旨自汉代以来争议不休，近二十年的新论述更是汗牛充栋。”他将历史上的“天人合一”说分为三个阶段：西周至春秋战国之际，为第一阶段；战国诸子的思想是对“天人合一的突破时代”，为第二阶段；战国晚期到秦汉时代，是“天人合一的预设发挥其最高最大的效用的时代”，为第三阶段。这三段大概只能算作“天人合一”说的显著时期，之前“绝天地通”的巫觋文化及更早的神话传说，以及秦汉以后的漫长历史，特别是宋明理学对“天人合一”别开生面的新理解和新阐释，都是不能轻易忽略的。
刘笑敢便将宋以后的“天人合一”解说又区分出四种模式：“一、天道人事相贯通；二、以人事为重心；三、以天道为重心；四、天人相应互感”。这四者之间的交叉、重叠、置换和位移，实际情况还要复杂得多。这说明对天人合一的理解及其材料，如果从历史分析入手，似剥茧抽丝，取之不尽。
从整个儒学发展史来看，天人合一理论，就其自然意涵而言，《易传》表达得较为突出，而《中庸》则非常集中地阐发了其中德性的含义，这也可以视之为后续儒家掘井及泉的两大源头。《易传》之宇宙大化论，为天人关系的说明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天人合一成为自然之事，天道与人道是一体之两面，谈天道不能离开人道，谈人道亦不能离开天道，天人本不二。在《易传》之外，对天人合一思想有突破性见解的另一个系统即是《中庸》。《易传》讲“太极”之生生不已，讲“一阴一阳之谓道”，讲“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中庸》却不走这些外延性思想流程的路子，起首一句只说个“天命之谓性”，不解释何以为性，更没有“阴阳”等生生环节夹杂其间，而是直接地去说人生的道德实践活动；它也不用生化的逻辑程序来谈论天道，只捻出一个“诚”字来，便打通了天与人，在己性和物性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