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 王小帅的电影之旅(10)
2024-01-21 来源:你乐谷
王小帅和焦雄屏(右二)等人在柏林电影节
王:对,跟她合作,她是影评人出身。我一直在试图和力图改善制片的环境,各个环节的衔接我觉得基本上做得还是不错的。
程:这才缓过气来?
王:就算是,这口气必须顶下来,大家把这个环节全部弄好,焦雄屏处理得也还好,创作上也没有压力,跟她合作没有什么左思右盼,有一点像《极度寒冷》,那个创意是自由的,只不过在《十七岁的单车》上改变了制片的环节。我在《极度寒冷》和《冬春的日子》的时候创意是自由的,但是制片的环节是不完善的,到《十七岁的单车》之后,能够维持比较好的原始创意,或者是人家鼓励你一些东西,然后再调整一些你的制片环节,包括前期策划和后期,还有到后面的行销都很到位。
程:《十七岁的单车》对你意味着什么?
王:这是我的一个梦想,什么梦想呢?倒不是说我要追求什么样的一种格式,反过来我是追求一个在我眼里最良性的操作环节,是我能够在心情最放松的创作环境中工作的理想,变成追求这个了,实际上也做到了。《十七岁的单车》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充分的作品,没有什么压力,没有中间出现问题的状况点,是最稳当的。我现在比较轻松也比较知道我不急于做什么,应该要做什么,这是一个最清晰的状态。很多年了,坑坑洼洼,乱七八糟。
程:对电影语言的追求呢?
王:我主张随着我脑子里的故事情节主动地和有意识地去控制节奏,因为有长镜头理论,有跳切,有很多很多"语言"的东西存在,我觉得我不想再做那些东西,我只想完成这个,我现在想要的节奏。我有一个想要讲的故事,我把它顺下来,能把其他环境改善好,这是我想要的。并不是说我现在还有一个环境,需要我去追求电影的一种流派和风格,我不想做这个东西,包括《冬春的日子》到现在。我觉得就是要用一个心理上最舒服的节奏去完成电影,这是我要做的,至少目前《十七岁的单车》就是这样。
黄:就是希望自己在心态上、操作上趋向一种自由和轻松。
王:自由、轻松和平和,就是这样。我觉得需要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可能会在某一瞬间里达到非常好,就是说很自由的,很像呼吸一样的节奏,随着你故事节奏走的时候,在调度和场面中还能透露出一些其他风味的东西。这个东西让人不知不觉感觉到,你有一种节奏,但是又不知不觉被你的节奏吸引,而不是被故事吸引,就是这样一种东西,这个很微妙,突然在某一个环节上,一下解决得非常漂亮。
程:青春的故事总有些许的残酷意味,你自己对《十七岁的单车》是一个什么评价?
王:我自己觉得它巧妙。我一开始的印象是自行车变了,怎么变了呢?就是说以前对自行车特崇尚,后来我发现变了,你现在出去往往是开车走了,如果哥们说骑车回去,这个就不对了,整个停滞了。一个家庭的整个背景还是停在自行车上,以前是进步的象征,现在就是停滞了,家里有房子,有电脑,有汽车才是好的,有自行车反过来就变成寒酸了,没混好才骑车呢。构思的时候有这方面的原因,这里面自行车的功能就变了。老百姓里面,大部分的人还骑车。还有一部分也变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有的自行车已经不带功能性质了,自行车越来越花哨,越来越漂亮了,有一部分年轻人骑车就是玩儿了,所以它这个价值观也在变化。我觉得,原来的故事可能就是通过找车反应社会现实,我觉得单一,现在出来这么一个人,就变成把这两种价值观念平衡地放在电影里面,来透露整个社会背景。
程:也就是说透露变化中的中国的信息。
黄:你觉得你的哪部影片更重要?
青春的故事有些许残酷的意味
王:我觉得可能两头比较重要,《冬春的日子》和《十七岁的单车》对我来说比较重要。
王:对,跟她合作,她是影评人出身。我一直在试图和力图改善制片的环境,各个环节的衔接我觉得基本上做得还是不错的。
程:这才缓过气来?
王:就算是,这口气必须顶下来,大家把这个环节全部弄好,焦雄屏处理得也还好,创作上也没有压力,跟她合作没有什么左思右盼,有一点像《极度寒冷》,那个创意是自由的,只不过在《十七岁的单车》上改变了制片的环节。我在《极度寒冷》和《冬春的日子》的时候创意是自由的,但是制片的环节是不完善的,到《十七岁的单车》之后,能够维持比较好的原始创意,或者是人家鼓励你一些东西,然后再调整一些你的制片环节,包括前期策划和后期,还有到后面的行销都很到位。
程:《十七岁的单车》对你意味着什么?
王:这是我的一个梦想,什么梦想呢?倒不是说我要追求什么样的一种格式,反过来我是追求一个在我眼里最良性的操作环节,是我能够在心情最放松的创作环境中工作的理想,变成追求这个了,实际上也做到了。《十七岁的单车》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充分的作品,没有什么压力,没有中间出现问题的状况点,是最稳当的。我现在比较轻松也比较知道我不急于做什么,应该要做什么,这是一个最清晰的状态。很多年了,坑坑洼洼,乱七八糟。
程:对电影语言的追求呢?
王:我主张随着我脑子里的故事情节主动地和有意识地去控制节奏,因为有长镜头理论,有跳切,有很多很多"语言"的东西存在,我觉得我不想再做那些东西,我只想完成这个,我现在想要的节奏。我有一个想要讲的故事,我把它顺下来,能把其他环境改善好,这是我想要的。并不是说我现在还有一个环境,需要我去追求电影的一种流派和风格,我不想做这个东西,包括《冬春的日子》到现在。我觉得就是要用一个心理上最舒服的节奏去完成电影,这是我要做的,至少目前《十七岁的单车》就是这样。
黄:就是希望自己在心态上、操作上趋向一种自由和轻松。
王:自由、轻松和平和,就是这样。我觉得需要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可能会在某一瞬间里达到非常好,就是说很自由的,很像呼吸一样的节奏,随着你故事节奏走的时候,在调度和场面中还能透露出一些其他风味的东西。这个东西让人不知不觉感觉到,你有一种节奏,但是又不知不觉被你的节奏吸引,而不是被故事吸引,就是这样一种东西,这个很微妙,突然在某一个环节上,一下解决得非常漂亮。
程:青春的故事总有些许的残酷意味,你自己对《十七岁的单车》是一个什么评价?
王:我自己觉得它巧妙。我一开始的印象是自行车变了,怎么变了呢?就是说以前对自行车特崇尚,后来我发现变了,你现在出去往往是开车走了,如果哥们说骑车回去,这个就不对了,整个停滞了。一个家庭的整个背景还是停在自行车上,以前是进步的象征,现在就是停滞了,家里有房子,有电脑,有汽车才是好的,有自行车反过来就变成寒酸了,没混好才骑车呢。构思的时候有这方面的原因,这里面自行车的功能就变了。老百姓里面,大部分的人还骑车。还有一部分也变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有的自行车已经不带功能性质了,自行车越来越花哨,越来越漂亮了,有一部分年轻人骑车就是玩儿了,所以它这个价值观也在变化。我觉得,原来的故事可能就是通过找车反应社会现实,我觉得单一,现在出来这么一个人,就变成把这两种价值观念平衡地放在电影里面,来透露整个社会背景。
程:也就是说透露变化中的中国的信息。
黄:你觉得你的哪部影片更重要?
青春的故事有些许残酷的意味
王:我觉得可能两头比较重要,《冬春的日子》和《十七岁的单车》对我来说比较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