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袋瓜派什么用场好呢？

我脖子上这颗脑袋跟着我，也是受了不少罪。呆在山里有时摸摸脑袋，觉得这一路上陪伴我走过坎坎坷坷的，挺对不住似的。以前在谋生的路上吃苦受累，往后躲在山里还得跟着我苟活下去。
 
小时候脑袋瓜破损流血是常有的事情，具体情况年代太久远，也不是每一次都记得。上石闸小学时右耳朵给老师拧得裂了一半，女赤脚医生没有麻药用，拿针线像上鞋帮一样缝上了。我回家，妈妈给我煎了两个荷包蛋吃，没去找老师。上初一时，一群同学疯跑去看拖拉机，我被同学挤跌倒在田埂上，左眼睛被铅笔戳得鲜血直淋，睁不开眼睛。当时，我以为以后成“独眼龙”了，在农村找媳妇难了。公社卫生院医生缝针前说：“头上打麻药，以后脑袋瓜可能会笨；不打麻药会疼”。我私忖已是“独眼龙”了，再变成个孬子，更讨不到老婆了。于是，咬紧牙关躺倒长板凳上，硬是让医生像绞衣边一样缝了四针。其他，像小伙伴间砸石头、打架破了脑袋，家长用浓淘米水洗干净，从门后墙拐上弄点蜘蛛网捂在伤口上止血，过两天就好了。

我刚到省城工作时，一直在安医大校园一理发店剃头。店里一个老师傅带两个徒弟，师傅年过古稀了，大徒弟四十多岁，一嘴小讲像说评书一样，逗得满屋等着剃头的人开心，剃好头的人也不肯走。他说自己十三岁跟师傅后面学剃头，虽是毫末技艺，却是顶上功夫。这所大学校长、教授、学生的脑袋，自己都一摸不杠手。小徒弟闷不作声，做事特别快，眼里有活。据说为一个女大学生伤过心，从那就不再开口说话，也没再谈恋爱。老师傅给我剃头时，见我脑袋瓜有不少疤，说：“你小时候一定很匪，头上才有这么多疤”。大徒弟说：“这要感谢那些打破你头的人呢，他们帮助你‘开了窍’。不然，你哪能在城里混得人模狗样的。”
那个理发匠说得可能有些道理。我的脑袋瓜子比小伙伴们受伤都要多，或许真是哪一次受伤时“开了窍”。我们那三个圩口的同学一路跑来跑去上中学的，后来只有我一个考上了大学。其他小伙伴们说：“我们跑几年都在陪你读书，往后你在外发达了不要忘了我们”。
我还真的没有忘记这些乡亲们。参加工作后，每次回东圩埂见人跑上去散香烟，春节回东圩埂心里最牵挂的是困难群众。我弯腰钻进一些穷人家里，问寒问暖，临别前塞点钱。这个习惯一直延续着，直到我在一家报社担任社会新闻部主任时，还曾搞过“捐助衣被，温暖人心”活动。结果，城里人捐赠了几千件大半新衣被，驻军派出两部军车才装下，我全拉到我上中学的石头镇。镇里新来的书记郭新生也是个善人，他组织人冒着风雪将衣被派送到困难群众家里。前年春天，我回老家县城时，郭新生特地请我吃饭，提起那年我们顶风冒雪天送两卡车衣被的事情。去年，郭新生儿子同时获得同济大学建筑专业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两个博士学位。郭家儿郎固然努力，与他老子、爷爷及爷爷的爷爷行善积德也有关吧，家风家教好的人家孩子自然不会差。
从前的事情越来越远了，脑袋受伤的次数可以忽略不计了。离开家乡在外谋生途中，印象至少三次头破血出过，前前后后加在一起缝了也有十几针吧。最近一次是2007年8月末的一个晚上，我的头烂了，鲜血瞬间从头顶上流下来，染红了我赤裸着的上身，也惊呆了身边的人。我借旁边一个人的手机，因为记不住亲友的手机号码，只拔通了单位新闻热线电话，值班的同事杨和宝接了电话，我问他现在单位有谁在？他说“方伟阳一直在”。于是，我让他叫小方接电话。“你现在就筹钱，立即到淮河路市医院急诊室门口等我”。
夜色中小方到急诊室门口，见到一身是血的我坐在墙根边，他愣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扶我起身去交钱。护士正要为我清创伤口时，赶来一群酒气薰天的人蔟拥着一个也头破血流的醉鬼闯进来。护士为难地问：你们这样闹我怎么缝针呢？我挥挥手指了指那个醉鬼，护士秒懂，训斥他们说：“你伤得还没这位大哥重，你看人家镇定自若，还让我先给你缝针，你闹什么闹？”一下子急诊室内鸦雀无声，众人都看着我，有人上前致谢，还递过来香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