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海一苇(4)

他虽感激徐先生的关爱，却不能接受他的观点。徐先生为此很是伤心。1960年，高先生再度看望徐老夫子时，他已然是一介平民，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缠绵病榻，未几离世。另一位西北师范学院的教授冯毅然先生虽持不同观点，却和高先生惺惺相惜，肝胆相照，交成莫逆。这些具有独立人格的纯粹学者们高蹈的行事为人方式，至今仍令我激动抃舞，而一旦思及他们凄凉坎坷的生世，总不免慷慨生哀。
比高先生年长五岁的李泽厚先生是新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相比高先生他有着更加系统和渊博的哲学学问。早年的他同样是锐思进取的学人，对高尔泰的美学观虽持异议，却不予置废。在《论美》被围剿之时，李泽厚著文概括了美学界四种观点，高尔泰的主观论，蔡仪的客观论，朱光潜的主客观统一论，他自己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论。颇见襟怀。高先生为此对李泽厚很有好感，并保持联系。但多年之后，李泽厚忽然发声，说五十年代那场美学大讨论只有三种观点的交锋，不存在高尔泰的主观论，且“美学领域从未有过政治批判”。高先生说，他“读到‘没有政治批判’和‘只有三种观点’两句，有一种两次被伤害的感觉”。赵勇先生认为，“高尔泰之所以有再次受伤害之感，是因为他的主观论美学不光是一种学术观点，那里面还浸透着自己的血和泪，悲与痛。抹掉他的观点，就等于抹掉了他的罹难史，他的全部苦难便没有了着落。
”我想，这也是他挑战权力意志，坚决捍卫自己的美学观点的一种责任担当。而其他美学家们所以无法达到高尔泰的思想高度，也仅仅是他们以学养学的学问态度所决定，他们可能没有高先生的天然叛逆精神，也没有高先生的九死一生的人生经历，还缺乏高先生作为艺术家的实践经验和感悟。当然，他们也可能出于明哲保身的需要。
四
高先生获得相对自由以后，想画一出些有意思的画，就是他小时候为了躲避日本人举家隐身大游山那几年里，在稻场上所做的那种恣纵烂漫的画作。但无论怎样努力，在大学学得的精确物象描摹法总会不失时机站出来，强力褫夺他的自由绘画精神。他画出的每一幅作品，都像是机械制作完成。他不得不慨叹，严格的写实技术训练，久而久之不仅改变了他的感觉方式和思维方式，且不可逆转。那是一种灵魂的改铸，那种限制思想和自由的规则一旦形成，其统治力之强大可以渗入地下，并传递给人类的继嗣。就像经历过一场大脑的洗劫，能够重回属于自己的固有思路和思域者，万不挂一。
然而，高尔泰先生或许对那种千人一面的写实描摹绘画技术恨不起来。因为正是那种技术，使他躲过了夹边沟的死亡，获得在异国他乡的生存资本。诚如其母所总结的，儿子只要画画，就能走好运，只要写作，就走厄运。为了纪念国庆十周年，当时的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居然想到了他，因为只有高尔泰能画那种篮球场一样大的巨幅画作。省公安厅派人把他从夹边沟带回兰州作画。他不但走出死亡的荒漠，还得以住上酒店，吃饱喝足。多年之后，当高尔泰夫妇准备离开香江前往美洲之际，港方特意为先生夫妇安排了一场画展。那些广受专家和媒体赞誉的用心之作却一幅也没卖出。卖出去的全都是依靠他在学校里学来的那一套技法创作出的消费产品。到达北美，先生有幸遇到生命中另一位贵人星云法师。为了解决先生夫妇的生计，法师请他们为洛杉矶西来寺绘制一百幅禅画，寺院按每幅一千美金支付润格。
为了对得起星云上人垂爱，先生费尽周折，花重金购得生宣，以水墨渲淡的国画技巧绘制了一批大写意佛像。但众僧并不买账，他们纷纷摇头，说不知道画的什么。无奈之下，高先生只好又改回工笔重彩，尽管神采尽失，却偏得众僧好评。在台湾展出后，还出版了精美画册，星云上人亲自作序，销量可观，收益亦丰。但高先生和妻子蒲小雨却“一点成就感都没有”。就像他写作《寻找家园》是为了寻找意义，对他来说，没有意义的艺术就不是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