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计划经济(4)

第三，在计划管理上实行多种计划类型。
建国头七年的计划管理，我党根据实践经验，曾划分了直接计划、间接计划和估算性计划等类型。1953年8月，中央在关于编制计划的指示中指出：“对于不同的经济成份有不同的计划。国营经济，实行直接计划，其它经济成份，实行间接计划。”“对中央各部所属的国营经济，要求作比较完整的全面的计划；对地方国营经济，只要求计划几项主要指标”。1955年又进一步提出：“对于直接计划、间接计划和估算性计划，应加以区别，不能一律看待”。这实际上已有划分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的思想。据统计，上海1956年按间接计划完成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70%左右，这个比例还是相当大的。
第四，比较注重宏观调控，综合平衡。
这主要表现为在综合平衡上比较重视积累与消费，国家、集体与个人，重工业、轻工业与农业，沿海建设与内地建设，汉族与少数民族，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等等。对这些关系的处理，也与苏联的模式有较大的不同。在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方面，“一五”计划期间，年平均积累率为24.1%。1956年11月，陈云在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时指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毛泽东强调对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的利益也要予以兼顾，指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13）1955年8月，中央规定国营企业超计划利润中的40%可留给企业主管部门使用。当时职工和干部的个人利益主要是通过“按劳付酬”原则领得的工资来实现的。1951年春我党就确定了统一全国工资制度的步骤。
1953年调整了普通工人、技术工人和技术干部工资倒挂的现象，推行和改善计件工资制和计时奖励工资制度。1955年国家干部的包干制改为货币工资制度。1956年召开的全国工资会议，又对工资制度实行了进一步的改革。在建国头七年里，还逐步建立起失业救济、劳保、公费医疗、大学免费入学等社会福利制度。尽管在对个人收入的分配上实际上存在平均主义的倾向，但使人民群众从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中，体会到新社会的好处。在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方面，由于1950-1952年我国农业连年丰收，工业建设也随之有较快的发展，而1953-1954年农业的连年歉收又立即影响了工业的发展速度。正是根据这样一个基本国情，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把正确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放在了首位。他强调必须重视调整这三者的投资比例，应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这既是保障人民生活的需要，也是更多更快地提高积累的有效途径，并使重工业的发展基础更加稳固。这表明我党已开始形成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思路。在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工业约有70%集中在沿海地区。建国后由于在一段时期内国际形势处于紧张状态等原因，我们注重了在内地发展工业。1956年又提出了也应克服对沿海工业发展不够注重的倾向，形成了“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的思路。此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问题，毛泽东也指出：“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在国防建设方面，“一五”计划中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30%，中央考虑在“二五”计划中降到20%左右。
毛泽东指出：“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很明显，当时我们在处理上述这些关系方面的原则、思路，同苏联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有着不同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