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黄建新：背对背 脸靠脸(4)

北京北二环外的小西天，是中国电影资料馆的所在地，现在成了北京无数电影青年的圣地。当年黄建新和他的同学们也是那儿的常客。他们从北电的原校址朱辛庄，坐345路车到德胜门，再换22路，到小西天看片，同时还发现附近的北师大有一个实验餐厅，饭很好吃，很便宜。就凑了一个基金，归一个人管，每次看电影前同学们就在那“改善一顿”，从那儿再走到资料馆去享受精神食粮。
而电影学院放映导演新片时的起哄，也是一景。胶片还在咔哒咔哒地转着，学生们就如先知般地唱和着“走三步、站住、回头、音乐起、眼泪下来”。弄得当时不少导演极为难堪。黄建新很欣慰，自己的处女作《黑炮事件》在电影学院放映时，没有这些让人坐立不安的“评论音轨”，大家很安静，影片结束后，全是掌声。
一个实力导演就此跃上中国电影的舞台。
黄建新不属于那种频频发力的导演，他的电影上也经历过好几次变更。
1985-1988，是黄建新的发轫期，他拍了《黑炮事件》、《错位》、《轮回》三部电影。《黑炮事件》一炮打响，以奇崛的意象美学，繁复的情节走向，探讨的是人与时代互动时的勉为其难。本片震惊了当时的整个中国影坛，黄建新的这部处女作受安东尼奥尼的名片《放大》影响极深。而安公这部大作，探讨的是寻找真相，以及真相尚未浮出水面后的主动放弃。这在《黑炮事件》及黄建新之后的创作中，都有着相当清晰的标识。与陈凯歌、张艺谋抑或姜文的那些一条道跑到黑的主人公不同的是，在黄建新电影中存活的人物，还未见到棺材就落了泪，未到黄河就死了心。也就是说，黄建新的电影有着更复杂难缠的变通之术。

此后，他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澳大利亚。当他1992年归来时，发现整个中国，已跃出他的想象，仿佛是以更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商品大潮此时滚滚袭来，这让黄建新困惑，也促使他必须保持一个观察者的清醒，也要求他在创作风向上必须变革。他放弃了过往哲思和诗学并重的镜语构成，代之以明快的生活流表述和更诱人的戏剧结构，在见微知著中管窥出时代的变迁和为此带来的人心的流变。这是黄建新的第二个创作高峰，以最世俗的笔触，再庸常不过的家长里短，坚定了他在第五代导演中卓尔不群的站位。其中，尤以《站直啰，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和《红灯停，绿灯行》的城市三部曲，最为人们津津乐道。黄建新的城市电影，没有霓虹闪烁，没有灯红酒绿，有的只是隔音不好的筒子楼，脏话恭维话齐鸣的庭院，热情过分并随时准备翻脸的左邻右舍。生活在黄建新城市电影的善男信女，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但也谈不上有着永恒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在他看来，中国的城市只徒具后工业时代的景观，并没有建立具西方概念的城市精神。由此，黄建新的城市电影，虽常常体现现代意识与传统理念的碰撞，倒不见得一定要人仰马翻，传统与现代并没有一味地在分庭抗礼，却有着各安天命的自行其道。这是黄建新的智慧所在，但他说这智慧不是他的，而是中国人进退自如的聪明劲，对他的赐予。
2001-2005，黄建新暂别导演职业，在这段时期他做起了行政，负责管理中国电影集团的第四制片公司。他的监制身份在业内已相当醒目，像冯小刚的《大腕》、孙周的《周渔的火车》、陈凯歌的《和你在一起》都由他经手。而他感触最为良多的，是与美国导演昆汀·塔伦蒂诺合作的《杀死比尔》。那时位于北三环北影的拍摄基地还没有拆除，黄建新协助昆汀在那儿完成了惊骇世界影坛的“百人斩大战”。这一次合作，让黄建新清晰地感受到电影工业体系的无比重要性，他坚信工业不会对艺术进行抹杀。而香港没有工业体系，而只有商业体系。中国电影目前也有香港电影过往的积疴，就是商业的脑筋大于工业的，而“工业”需要时间、需要成本。黄建新特意以《阿凡达》为例：我们就不可以想象一个卡梅隆3D电影，开发了十年，花1500万美金甚至更多，来做软件开发——这是工业概念，它要改变所有电影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