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黎导演作品 “有些罪恶只能补赎，不能洗刷”(3)

Q：在导演的身份之外，您还是一位优秀的摄影师，在《四十九日·祭》里，我们可以看到摄影非常的风格化，您认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或者您想要呈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
A：总体来说风格偏纪实性，但《四十九日·祭》毕竟是一部影视作品，而不是一部摄影作品，所以摄影不应该喧宾夺主，贴近主题、更好地为主题服务，那它的作用就达到了。这部剧，从整体的影像风格、背景音乐包括人物造型等，我们想要呈现的是那个年代的精神真实，而非外部真实，一部作品的整体和谐很重要。
Q：剧版和电影版最大不同是什么?您如何评价电影版?
A：最大的不同就是篇幅不同，要是从主创者的角度来看，其实没什么不同，因为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们都要努力做到自我的剥离，达到一种无我的状态，任何一部严肃的作品都是创作人员独立思考、独特感受的一种载体，所以没什么可比性。如果非要比的话，我希望这种比较越多越好，不要因为害怕题材的重复而拒绝一个好的题材，比如南京大屠杀，如果通过比较我们能做得更好，那这种比较就是良性的、有意义的。从我个人来讲，我很欣赏艺谋的作品，我也推荐我的几个日本朋友看过，他们都觉得特别震撼，我觉得这部作品很完整、很有意义。
Q：那与电影版相比，《四十九日·祭》有没有什么优势，优势在哪里?
A：优势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篇幅。因为篇幅更长，所以我们拥有更大的空间去塑造人物、丰富人物关系。人物“立”起来以后，事件的发生就有了充分的理由，这有助于让整个故事显得更真实、合理、震撼。
Q：拍摄过程中，您印象最深的是哪场戏?
A：《四十九日·祭》的最后是一场罪行清算的戏，原本这场戏是没有的，后来经过我们的反复商议才决定加上。抗战胜利以后，在南京进行了一场审判，玉墨冲到法庭里说了一句话，她说：“你们审判这几个人有什么用，过去的日子回不来了”。在那种浩劫中，死去的人是不幸的，活下来的人也完全被毁了，他们的一生都将活在战争和死亡的阴影下，这种伤痛是我们所无法体会的。《四十九日·祭》里的魏特琳女士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在她的庇护下，上万妇孺难民得以幸存，在长期的繁重劳动和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她的精神彻底崩溃了，最终在美国的家中选择自杀。这样的事例太多了，战争带来的创痛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Q：严歌苓的作品往往是从女性视角书写，《四十九日·祭》是不是一部女性视角的作品?
A：原作将书娟作为了整个事件的目击者，从她的视角来审视了这场灾难，但在《四十九日·祭》，视角不再局限于孟书娟这个人物。妓女、女学生、教堂神职人员、戴涛等坚持抗战的军人、日本人，还有安全区的拉贝、魏特琳女士等，多视角而不是单视角还原南京大屠杀真相。所以，与其说是“女性视角”，不如说是“平民视角”。
Q：您的作品基调向来宏大，像《走向共和》《大明王朝1566》《人间正道是沧桑》等，您对这种重大历史题材有所偏好吗?
A：其实并不是我对这些题材有偏好，而是我们这辈人的教育、成长环境注定了我们拥有一种责任感。其他题材并不是不好，只是也许不适合我。我的年龄也在这儿了，自然会沉稳一点。我不知道这对于我来说算是局限还是什么，但对于《四十九日·祭》这样的作品，我相信这种“局限”是有好处的，它会提醒我在创作中时刻保持警醒、保持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