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真正原因(图)(3)

再说邓绾，此人更是做事不择手段，厚颜无耻。为了快速升官，他对王安石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由此被破格提拔，同乡骂他无耻，他竟说：“笑骂从汝，好官我自为之”，这句话成为后世指斥官场厚颜无耻行为的专用语。王安石第一次罢相，邓绾便转投吕惠卿一起打击王安石，及王安石复相，邓绾又弹劾吕惠卿等以取谀王安石。
章惇，此人也曾是王安石的得力助手，但他心胸狭窄阴鸷，排斥异己不择手段。章惇为相后，复行新法，对反对变法的诸臣大肆报复，“手段过激，事同弄权”，生者流窜，死者追贬夺谥。苏轼就是这个时候被贬到惠州，只因苏轼做“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的诗句，章惇就认为苏轼活得挺舒服，再贬苏轼到海南。对于死去的司马光，章惇不但剥夺其爵位和荣衔，还想要掘墓鞭尸，只不过没得逞。但章惇差人把司马光的牌坊拆了，把太后赐的碑文也磨平了。
当初，司马光与王安石因政见不同，也争得面红耳赤，但其本质上都是为国为民，纯粹是君子之争，不存一己私利。王安石痛恨司马光之余还说“司马君实，君子人也”!司马光得势后，评价王安石只是说“介甫无它，唯执拗耳”。此时双方在政治斗争上都没有落井下石。但章惇得势后，立即把改革变成激烈的清算，是国家的有限力量都在党争中消耗殆尽。
此外，曾布、蔡确、杨绘、刘挚等都曾经都是改革的积极推行者，受到了王安石的信任和重用，然而这些人为谋私利，迅速变成了反对改革的骨干力量，把改革队伍撕扯得七零八落。至于蔡京，此人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奸臣，与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彦并称六贼，借变法之名，收刮民脂民膏，腐败得一塌糊涂，搞得北宋末年的政治臭气熏天，实为北宋灭亡罪魁祸首。总之，王安石变法失败，很大程度上败在用人失察，进而失去民心。小人擎不起改革的大旗，或许，这是王安石变法留给后世的警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