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画的土壤(5)

其中李成为唐宗室后裔，先辈皆以儒学和做官闻名。史书记载李成：“至成犹能以儒道自业。善属文，气调不凡，而磊落有大志。”再如荆浩，早年“业儒，博通经史，善属文”，学识渊博。也就是说，这两个人本来都是文人，他们都明显地具备文人做官的学识修养和文化素质，只是在五代时期，做官的“本业”难以实现，投身绘画，却又没有沿袭画工、画师的纯技巧路线，从而将绘画提升到文人画的高度。范宽生于五代末期，主要活动在北宋，早年师从此二人，终成一代大师，显得理所应当。但范宽在生活方式上也沿袭五代时期知识分子的做法，未在北宋入仕为官。这一方面使他有充足的时间、充分的精力从事绘画，另一方面也使得他在文人必备的学养领域略显不足。因此，苏轼虽推崇范宽，但仍觉得范宽的画“微有俗气”，缺乏文人画的淡雅风格。
宋代的苏轼为一代文宗，对于文人画的地位和作用自不待言。李公麟进士出身，知识渊博，不光诗书画为人称道，而且好古善鉴。他为夏商以来青铜器考订世次，辨别款识，上接欧阳修《集古录》，下续赵明诚《金石录》。李公麟对于文人画的主要贡献是发展了顾恺之、吴道子等人的白描法，形成扫去粉黛、轻毫淡墨、高雅超逸的绝技。苏轼评价李公麟“神与万物交，智与百工通”，意思无非是说李公麟的文人素养大大提高了画工技巧的档次，成为后人学画的样板。宋代另一位文人画代表人物米芾不是进士出身，米芾祖上多为武官，宋代重文轻武，米芾受此影响，恩荫入仕，成为文官系列。不用参加科举而靠恩荫补官，在宋朝很常见。只是此类官员的上升通道受到限制，品秩不会太高。米芾的最高官职也就到从五品，这反而可能是成就米芾书画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米芾既为文官，与苏轼等人交往甚密，学问知识乃至书画素养受到苏轼影响，但又不像苏轼位高权重，更多精力关注于国家大事，因而米芾能在较低的官位上有较多的时间精力投入书画创作，终成宋四家之一。
五
元代是文人画的一个高峰，以赵孟頫最为突出。赵孟頫是宋朝宗室，按宋朝惯例，赵姓宗室子弟不能做官，后来允许做官也不能做大官。南宋赵汝愚以宗室身份官至宰相，在两宋三百多年历史上仅此一例，当时也遭诸多非议。赵孟頫自认有匡世济民之才，但在宋朝体制下却无法施展，因而投靠灭宋的元朝，遭人长期诟病的背后，实际上情有可原。宋朝时期的赵姓宗室生活优裕，既然不能做官，很多人便以读书和书画为日常排遣，因而书画有成的不在少数。但因其皇室身份，又不愿与画工、画师同流，所以容易偏向超凡脱俗的文人画，赵孟頫便是南宋后期的佼佼者。
自隋代创设科举制度后，到两宋时期，文风达到鼎盛，这一社会风气也延续到元朝。元朝歧视汉人，科举制度的作用大大降低，但科举制度的影响还在。众多沿袭唐宋读书风气的文人在元代没有仕途出路，便转而投向其他领域，其中便有关汉卿、马致远这样的戏曲大师，还有黄公望、倪瓒、王蒙、吴镇这样的文人画大家。这一现象的背后实际上与五代时期一样，修身养性、道德文章的读书风气还在，依然造成了一批优秀文人，但是，因为没有做官的必然出路，便只能在社会上自找出路。失之桑榆、得之东隅，阴差阳错地带动了其他艺术门类的发展，并达到历史高峰，这不能不说是科举制度的一个意外影响。当科举制度有效时，文人得以产生。当科举制度失效时，科举所需要的文人依然产生，但因不能走科举之路，这些高素质的文人便转向各类艺术，从而提升了各艺术门类的精神价值。
元代文人画以赵孟頫为代表，提倡复古，回归唐宋，表面上看只是艺术主张，实际上是对元朝制度文化的抵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