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通班车了

2020年6月14日，我们村长在村民微信群里发了一条消息，群里的微友，无论是家在村里的、还是在外安了家的，都往自己的朋友圈转发：“我们村通班车了”。外村的亲戚也发微信、打电话询问和感言：“破天荒了！”“终于走入了现代化！”“以后走亲戚不用爬山、步行了！”“赶集、进城都方便了。”

我们怎能不高兴？自古以来，我们村被方圆几十里外的人蔑称“苍蝇瞧不上拉屎的地方”，战乱年代是人烟辐辏的平川和城里人避乱的地方。我家邻居、一位族叔就是旧社会县城大户人家给养来的，说是他生父为了“让娃儿逃个活命”，背着他从家门口开始数脚步，到我堂爷家，说有足足一百里。我们村被包裹在秦岭、巴山的褶皱中。北部边境横亘一座东西向、鱼脊样、绵延几十公里的高山，山背后是其他镇的地盘。南侧是我们村的地盘，是这座高山派生出来的数列山梁，鱼刺一样向向南、向东、或向西延伸，或中断、或分叉、或扭曲，却像犟牛一样高昂着头。山梁之间纵横交错着深深的沟壑。止住它们恣意脚步的是南三十里处的汉江，以及东南向奔流、相间四十余里的两大汉江支流。我们村人祖祖辈辈在山梁坡度较缓、有些土壤的凹处开垦旱地，种小麦、玉米、红苕、洋芋、豆类旱粮庄稼；
在溪水较为稳定的沟壑边挖坡填坑，造出只能驾牛犁甚至全靠人挖的小块不规则水田，栽种一季产量很低的水稻。稻米和小麦面作为精粮，往往因土地面积少、产量低而不够吃，一年中大多月份靠红苕等杂粮维持。人们种田种地，不是上山就是跳涧，来去负重，非背即扛，没有处省力的地方。出村赶集、医病、走亲访友，去上山后下山，回也是上山后下山，都是步行，空手来回都气喘吁吁，若肩扛背驮了行李，只能走走停停，换气歇脚恢复体力，往往早出而晚归，披星戴月，在目的地办事还没有充裕的时间，一旦因忙乱而遗忘了一宗事情，回村后只有将就很久，等待下一次补办。因而，许多人外出一次，要筹备很久，付出很大气力和很多时间的代价。老人、小孩、腿脚不利索的人，一年半载难得出村。我们被河道平川里以吃细粮为主的人戏称为“山棒”、“苕人”（吃苕、识见不广、出蛮力的山里人）。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进入和平建设年代，那座大山背后的古道以及三条大河边先后通了政府修筑的国道、省道、或县道，联通了城市和乡村。看着飞奔在公路上的机动车辆，看着人家不再肩挑背驮行李，骑着自行车、驾乘机动车潇洒于城乡之间，我们村人开始羡慕，并埋怨自己祖上没有眼光、埋怨自己投胎错了地方。有能耐的人通过招工、招干、上学等方式离开村子，男孩通过给城镇、平川人家当上门女婿、女孩远嫁离开村子，还有的投亲靠友举家搬迁。没有办法离开和坚守“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的人开始动脑筋：搬不走山，那就往山里来修路。七十年代初，国家在北部那座高山顶上建了一座微波站，修有连接国道、从山背后盘旋上来的专用公路。我们村里人跟人家协商：接茬往山这边修一条通我们村的车路，未被许可，也因工程太过艰巨而搁置。八十年代末，为了去汉江河对岸的本乡政府办行政手续好走路，以及给设在那里的国家粮站上缴实物形式的农业税和公购粮省点儿力气，全村人从半山腰的村委会所在地向汉江河边修车路。
全村按人头均分全线，以家庭为单位分段承修。男女老少，凡能用的了工具的，农闲季节齐上阵。镢、锄、镐、铲、锹，铁锤、钢钎、架子车，不管原来是用作干啥的工具，只要能挖石刨土，全部用上。全村人集资购买炸药，村干部统管，无论谁家，非八磅铁锤都砸不下的坚硬巨石不给爆破，舍不得浪费一星半点。耗费几年时间才修通，路线弯弯曲曲，路面高低不平，宽度勉强能过三轮拖拉机，但因汉江河上没桥开不到这条路上来。大家把架子车、来往的重物扛到路的这头，套牛拉车，到了那头卸车后又肩扛背驮。虽然颠三倒四，毕竟提高了效率，大家还是尝到了车路的甜头。九十年代政策松动，村上和微波站协调好关系，沿用旧法修通了村委会到微波站的车路。三轮拖拉机终于从县城经国道、上微波站、开到村里来了。接着，各村民小组、自然聚落，或合作、或独立修通组的车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