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为什么是中国各朝的命脉是怎么回事?(3)

唐代后半期，我国的政治、经济中心逐渐逐步南移，到两宋时期南移的形势才真正的进行，从那以后，东南方便变成了我国的经济中心，从农牧业上讲，有“苏湖熟，天底下足”的观点，反映在漕运上，从东南方运到中原地区京中的物资供应远远地超出北方地区。
宋朝前期，因为刚完毕五代军阀割据局势，我国经济处在恢复的模式，这时的漕运也结束瓦解的局势，促使大河、汴河、蔡河、广济河等四大水体一同形成了宋朝巨大的漕运管理体系，据曾巩《元丰类稿》记述：“方隅未一，京中储廪仰给唯京西、京东
商城数路罢了，漕粮仅有百余万石。”，所以在宋朝前期，漕运的数目不大且地域单一，这与五代时期的长期性军阀割据情况不无关系。

宋太宗阶段，这样的事情被摆脱，据《宋史·食货志》记述：“唐太宗安宁兴国县六年, 诸河漕运额为‘ 汴河大运流年江准秔米三百万石, 豆百万石；大河粟五十万石，豆三十万石；惠民河（并蔡河）粟四十万石, 豆二十万石，广济河粟十二万石。凡五百五十万石 。”，一方面，东南方的漕粮慢慢增加，而另一方面北方地区的漕粮却呈下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