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六事件 日本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叛乱行动(3)

就在这个时间点上，仅存最后一位身居要职的皇道派军官——真崎甚三郎大将也被迫离开其职务，少壮派军官对此事十分愤慨，在历经荒木大将担任陆军大臣的失败后，真崎成了皇道派的少壮军官们仅存的希望，但该人又被迫去职，村中与矶部也发表了新的小册子，刊载攻击永田解职决定的文章。
1935年8月12日，爆发了“相泽事件”，国体原理派成员、真崎的好友陆军中佐相泽三郎进入永田的办公室持刀杀害了永田，以报复后者对皇道派和国体原理派成员的压迫。相泽自1936年1月下旬开始的公开审判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相泽本人以及国体原理派领导层也视其为发表政治诉求的机会，他们与法官相勾结，将审判转化为一场对外输送其意识形态的场合。相泽的支持者在媒体前赞扬相泽的“道德与爱国主义”，后者也因而塑造成一位只想透过民族原则来革新军队的普通军人。
国体原理派人士长期以来一直支持以政治暴力手段来对抗政府，而之所以选在1936年2月展开行动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一为1935年12月时宣布，陆军第1师团将在隔年春季转调到满洲，而绝大多数的国体原理派军官都隶属于这个师团，这意谓著若不及早发难，任何可能的行动都将会推延数年。另一个因素是相泽事件，该人的审判工作仍持续进行中，同时他的刺杀作为也让许多军官印象深刻，若选在这个时段展开行动，可操控舆论、导向对己方有利之位置。
政变行动起初在传到北一辉和西田耳里时两人皆一致的反对，在这个时间点的近几年间，两人与这些叛乱军官的关系较为疏远，且前者反对付诸直接性的行动。不过，一旦局势明朗化、军官们不计代价采取行动的话，他们俩将会转向支持。政变行动的另一道障碍是安藤辉三，此人曾向其上级发誓将不会让部下涉及任何叛变行动。安藤是否加入行动对计划有决定性的影响，他手下控制着政变部队中最大编制的步兵第3连队第6中队，故村中和野中多次尝试说服他，最后成功将安藤拉拢过来。
叛军决定选在2月26日发难是因为在这天成功安排了自己人站哨值班，可协助他们获得弹药和武器，且正好为真崎为相泽一案作证的2月25日隔天。
“起义”行动的时间，于2月18日至22日期间由西田、栗原安秀、安藤、河野寿、村中孝次和矶部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中决定，计划相当简单，军官们将会刺杀大部分的“国体之敌”、控制首都的行政中心与皇居，接着提出他们的诉求（解除某些人的职务，并另组由真崎所领导的新内阁）。叛军并没有长远的政治目标，他们认为这些应交给天皇处理。据信，叛军还计划若有必要，将会扶持裕仁天皇的弟弟雍仁亲王即位，取代裕仁。
这群少壮军官相信可透过一些非正规手段争取一些高级将领的支持，包括陆军大臣川岛义之、荒木、真崎、山下奉文少将、石原莞尔大佐、本庄繁大将（预备役）以及他们的直属上级长官——香椎浩平（东京警备司令官兼东部防卫司令）与堀丈夫（第1师团师长）。后来川岛的陆军大臣继任者则言，若将所有支持过政变的军官全都解职的话，留下来的高级将领根本不足以弥补（职务）空缺。
叛军也撰文来说明其意图、表达对社会现状之不满，将此文题名作《蹶起趣意书》，并希望将这篇文章转交到天皇手中。此文由村中孝次所写（村中曾为陆军大学学生，主事军官中最具教养者），但因为野中是主事人员中军衔最高者，所以由他领衔署名。这篇文章完全符合国体原理派的思想，指责元老、政治领袖、军阀、财阀、官僚和政党因为私欲而危害国体、藐视天皇、主张需付诸直接的行动，内容如下：
日本国体乃在于天皇之施治，自远古以自万亿斯年，永矢弗替，以期日本国家天赋之美传遍八纮一宇，使普天之下人类尽情享受其生活。日本此种基本使命，实为日本之光荣，故得自远古以传于今。目前时代，正为日本扩张实力，发扬国威之时。顷来，私心私欲不顾民生与繁荣之徒簇出，致使帝国主权大遭蹂躏，国民生灵涂炭，痛苦呻吟，目前日本国家遭遇如许困难问题，实皆由此而来。一般元老、重臣、军阀、财阀、官僚、政党均为破坏国体之元凶。伦敦海军条约之签订，及近年来日军士兵屡次发生之不幸事变，在此可作明证。小屋之刺死滨口，血盟团之产生，五一五事件之爆发，以及去夏相泽之刺死永田，均非事出无因。不幸此等事变，竟未能镇醒负责之辈，最近日本与各列强关系之紧张，亦因若辈在此景况中不克采取适当对策所致，日本已届紧急之秋矣。故我等之责任乃清除君侧之奸臣，粉碎重臣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