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爱告密吗？(2)

也许有人说，《霸伯》将犹大顶在耻辱柱上，就是为了提醒信徒不要告密。这个说法站不住脚。首先，如果没有犹大，是否还有耶稣?正是犹大的告密，使得耶稣被钉上了十字架，成为2000多年来无数人膜拜的对象。换句话说，如果犹大不告密，耶稣可能成不了神。因此，犹大告密对于基督教来说，功莫大也，功不可没也!其次，按照上帝万能的说法，犹大不告密，也必然有别人告密，因为这是上帝为塑造耶稣而安排的。所以，告密也是上帝允许的事。人类历史上，还有哪种文化将告密上升到如此高大、神圣的地步?在告密这个问题上，中国人面对西方，只能甘拜下风。第三，正是《霸伯》对于犹大告密的描述，才使得西方教会历史上频频提倡和鼓励告密。例如，中世纪“宗教裁判所”惩治的对象是各种异教徒，用今天的话说，都是“思想罪”。
发现和惩治异教徒，基本上都靠告密。而且，这种对异教徒的告密和揭发以上帝和耶稣的名义进行，“高大上”得很!此外，欧洲历史上鼓励告发“女巫”运动延续了几百年，至少有10名妇女被当成“女巫”遭到审判和处罚，其中包括“圣女贞德”。欧洲历史上的“狩猎女巫”运动，很大程度上都靠信仰虔诚者的揭发、告密，这是一种属于上帝的荣耀。中国历史上的告密者，有过如此神圣和光荣的地位吗?第四，某大报用一部米国电影的台词作为反对告密的依据，似乎想证明米国不提倡告密。但这家大报为何不用麦卡锡做例子?麦卡锡主义在米国盛行时，到处都是告密，而且都以爱国为名义，丝毫不用内疚。虚构的电影与真实的麦卡锡主义，哪个更有说服力?
反观中国，2000多年前《论语》便记载了孔子的话：“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意思就是不要告密。孔子发表这一言论的时间比犹大告密要早，犹大如果有幸读过《论语》，他还会告密吗?不仅如此，自从董仲舒“独尊儒术”被中国官方接受后，“父子相隐”的精神便被纳入中国法律。亲亲相隐，即罪犯亲属向官府隐匿实情，不连坐、不论罪，或减刑。审案官员若以相容隐的亲属作证，官员也要受处罚。此后，中国历朝历代法律都遵循这一原则，告发亲属而被治罪的案例，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相比之下，将不主张告密用法律明确规定下来，欧洲历史上有吗?如今，某些中国人被西方中心论洗脑后，一方面批判儒家，另一方面又妄下断言说中国人爱告密，说他们是被西方洗脑后的精神分裂，是不谬也!
当然，中国历史上的确也有官府提倡“告发”的年代，“亲亲相隐”的法律规定也有例外，例如谋反等“大逆”之罪、亲属互相伤害之罪等不在此列。后者之所以不得相隐，目的是为了保护个人权益。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告密、告发问题上，中国人是全世界最早成熟的国家，即将私人领域与公众领域分开，将个人问题与国家问题分开。简言之，在私人领域不主张告密，在公众和国家层面则不然。这也是当今世界普遍奉行的原则。因此，凭什么说中国人喜欢告密?凭什么得出结论说，中国几千年来就是一个遍地告密的国家?公众领域、国家层面的“告密”行为，更合适的称呼应该是揭发、检举，历史上也叫“弹劾”。宋朝有一个制度叫“风闻言事”，即道听途说的内容也可以用来说事。
这个制度从不针对百姓和民众，只针对皇帝和官员，因为皇帝和官员的言行属于公众领域，事关国家大事。因“风闻”而被弹劾的皇帝或官员，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或被证明属实，受到相关惩戒。“风闻”也许没有根据，也许只是谣言，它的程度比在事实基础上的告密、揭发、检举更严重，宋朝对此都能容忍和提倡，关键就在于它所涉及的不是私人领域，而是公共和国家大事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