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屁股针的记忆

小时候特别害怕打针。
舅家就在本村，大舅是村里的医生。我印象中他永远穿着白大褂，脖子上挂一个听诊器，总是眉头微锁，很是严肃，让我望而生畏。
村里的医疗站也就能看个头疼脑热感冒拉肚子，大点的病还是得去镇上县里或省城。

冬天，我感冒发烧，妈带我去看病。大舅让我张大嘴巴，他一手拿个小木片压着我的舌头，一手举个手电筒照着，让我发出啊啊的声音。看了一会儿，他把听诊器的耳塞塞进耳朵，准备听诊。我一想到冰冷的听诊器要放在肚子上，就紧紧捂着衣服抗拒。大舅把听诊器握在手心暖一会儿，说一句不凉了不凉了，妈就配合着硬掀开我的衣服，冰凉的听诊头就挨在肚皮上了。我马上缩成一团，慢慢也就重新舒展开来。
听诊结束，大舅从耳朵里取下耳塞，重新搭在肩膀上，坐下来一边思索一边在小小的处方纸上开药。大舅写完，就把处方交给一个同样穿白大褂的大姐姐取药。我也怕吃药，但更怕打针。看到大姐姐拿来的药里有小纸盒装着的针剂，我就开始嚎啕大哭。
妈每次都用同一个理由安慰我：不怕不怕，让大舅给你轻轻打，就不会疼了。
大舅一般不打针，打针是大姐姐的事。我从妈的话里听出来的弦外之音是：大舅打针手轻，不疼；大姐姐打针手重，很疼。我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让大舅给我打针了。
我爬在妈的腿上，扭着头胆战心惊地看着大舅。大舅从纸盒里取出一个小瓶子，面对墙角，用一个镊子在瓶颈处最细的地方用力往外一敲，小瓶上边的碎玻璃片就飞了出去，瓶子就断成两截。大舅从药箱里拿出针管，用镊子安上针头，插进小瓶里，手把针管的活塞部分往后拉，针管里成了真空状态，药水就全部吸进针管了。
大舅把针管举到齐眉处，轻轻一推，针尖射出一小股液体，准备工作就绪。
我爬在妈的腿上，开始胡踢乱蹬，大声号哭。妈用力按压着我，先是耐心地安慰，没有效果就在屁股上拍了两巴掌。我把头埋在妈的腿上，注意力却集中在大舅身上，好像后脑勺也长着眼睛似的。
大舅拿着酒精棉球消毒了，我全身的肌肉都绷紧了。为了让我放松，妈答应打完针给我买糖，大舅一边说着放松放松，一边用左手在下针处的周围轻轻按摩。我哪能放松啊？肌肉一直绷着。大舅按摩了好半天，我就一直提心吊胆地紧绷着等待着。针终于慢慢扎进皮肤了，我的心一紧，已经低下去的哭声又嘹亮地响了起来。
大舅真的是极轻柔地慢慢推针，嘴里还不停地说马上完了马上完了。这个“马上”真是太漫长了，针头总算被拔出来了。我这才全身放松，呜呜咽咽地继续保持惯性的哭泣，心里想的是虽然很疼，还能咬咬牙忍住，幸亏是大舅给打针。
尾声是大舅拿着棉球又在针眼处压了半天，妈才给我提好裤子。我已经忘了刚才杀猪般的惨叫，扯着妈的衣襟要糖吃。
回去的路上，我嘴里含着糖，看到对门同样感冒的小花被妈妈拽着去医疗站打针，满脑子的同情还有幸灾乐祸：谁让你没有一个当大夫的大舅呢？活该让那个很凶的大姐姐打针了，疼死你！
我生病时一直享受着大舅的打针服务，我无数次庆幸我有一个能看病会打针的大舅，让我的疼痛减轻了很多。
直到有一次……
妈又扯着我去打针。不幸的是大舅开会去了，只有那个大姐姐在。我拽着门框不进去，非要改个时间再去。妈不想再跑一趟，在说服无效时失去了耐心，干脆动用了武力。我鬼哭狼嚎，就像大姐姐要杀我一般。
大姐姐不像大舅，她才不愿意跟我啰嗦。我感觉到凉凉的棉球刚挨上蹭了两下，还没反应过来，针头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地扎了进去。不揉一下吗？我正纳闷呢，针已经拔出来了，又一个棉球在针眼处按了一眨眼的功夫，大姐姐已经开始收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