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我

我的父亲于士信（原名于庆虎），是河北省无极县高陵村人。生于 1929 年，卒于 1977 年，那一年我不到 19 岁。
父亲的一生很短暂，但他的一言一行，对我的教育和影响却是长久和深远的。
父亲1946 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家乡尚未解放，入党是秘密的活动。父亲和爷爷都是共产党员，同在一锅吃饭，全家住一起，却不知道对方也是共产党员。直到解放前夕，党组织要公开，才恍然大悟，原来父子都是共产党员。那时党员的组织纪律观念和保守党的机密的观念，是多么强啊！

父亲作为一名老党员，一名基层党政干部，他始终坚信党的领导，坚定地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到石家庄工作后，无论是在新世界剧场（原在花园街），工人剧场（原在大桥街），还是艺术影院(原在民生街），石家庄杂技团（文化大革命中解散），他都努力工作，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文化大革命中，他以莫须有的罪名受到不公正待遇，被游街示众，隔离审查，吃尽了苦头。在我八、九岁时，记得有一天下午，大街上有人喊“游街的来了！” 好奇的我们几个孩子，都跑到大院门口去看热闹。可万万没有想到，带着高帽子，脖子上挂着一个白纸黑字的牌子，被押解走过来的人竟是我的亲爱的父亲！我一下子吓坏了，抱住我母亲大哭了一场。
后来，父亲恢复了工作，受组织委派，开启了组建文艺团体的新模式。他先是去组建石家庄市文工团，当文工团可以演出大型剧目后，他又被调去筹建石家庄市京剧团。仅仅几年时间，京剧团就名声鹤起。紧接着他又被调去恢复筹建石家庄市杂技团。成立石家庄市杂技团源于父亲给省市领导写的一封信，内容大致为:在河北省的沧州市有个吴桥县，被誉为“杂技之乡”。“杂技之乡”所在地及省会城市却没有杂技团是一件让人遗憾的事情。建议恢复石家庄市杂技团，举办杂技赛事，以发扬光大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
不知是不是父亲的建议给了省市领导一点思路和灵感，几年之后不仅有了河北省杂技团，还有了中国举办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每逢杂技节，来自异国他乡的杂技高手们在省会艺术中心呈现一场场惊心动魄、技艺高超的视觉盛宴，演出门票都一票难求。
筹建石家庄杂技团之艰难我耳闻了许多，其中之一是招收演员。我们知道，许多练杂技的都是家族式的，几个家族的人凑在一起难免因为节目的冲突、重复，让谁上不让谁上而产生矛盾。父亲作为书记，耐心、细致地做每个演员的工作，说服他们要顾全大局。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努力，杂技团逐步走上正轨。
 
我是父母三个孩子中的老二，上有一个哥哥，下有一个妹妹。我是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最多、受其影响最大的。大概四五岁的时候，就跟着父亲随他们团到处演出。早晨跟着演员一起练功，当时练顶碗的碗都是用铸铁做的，压得时间长了头顶会留下一个圈。有个演员阿姨开玩笑对我说:“别练这个，压的将来不长个儿了”。后来，吓得我再也不敢练顶碗了。
有时，我还客串一下，当个小演员。杂技团有个节目叫“大变活人”，当时的情景比较简单，就是两个助演推上来一个大立柜，魔术师打开门看看是空的，关上，转两圈，再打开门，就发现有个人坐在里面，我就客串过那个坐在里面的人。当时的具体情形因为年纪小记不大清了，只记得魔术师阿姨打开门，把我抱下来，我拉着阿姨的手屁颠屁颠地跑到舞台前鞠个躬，又屁颠屁颠的跑下台。
我上学后，就不能跟随父亲外出了。后来，父亲到了文工团，排演了许多剧目，我有空就缠着父亲去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看过 N 遍。或许是受到多种艺术的熏陶，或许是偶尔的客串，激发了我对艺术的热爱，从小我就爱唱歌跳舞。上学后也一直是学校宣传队的积极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