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申纪兰想起了一段以为已经忘记的往事

我上小学的时候，那还是上个世纪的70年代。
那时候，每个生产队都有个记分员。记分员一般都由本队上过学的人担任，最起码要读过小学，但最高也就读过初中，那时候的高中生非常稀罕。记分员当然要会写字，但也不用太多，能写队里男女劳力的姓名，能写农村田地里那些活路，能写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
在当时，能当记分员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
图片每天傍晚，家家户户都要去记工分。那时候大家都没表，所以傍晚就是个很含糊的时间概念，冬夏两季的傍晚很有可能得有两个小时左右的时差。
记工分有一个固定的地点，比如街上某一棵大槐树底下，或者谁家的门楼下边，这是晴天；如果下雨，那就移到生产队的饲养室。至于桌子，那就是记分员的膝盖了，只要蹲下，就有了一张现成的“桌子”。
傍晚这个时间，收了工的女人都忙着做饭，记工分这种活儿一般就由从不下厨房的男人或者等着吃饭的小孩儿来完成。记分员借着还没有完全暗下去的天光，在每家的工分本上写下大人的姓名、今天干的活计和该得的工分。
我很喜欢干这件事情。
我在外边玩，如果看到记分员口袋里插着钢笔往记工分的地方走，或者已经站到固定地点了，我就飞跑回家，从抽屉里拿出那个粗糙的蓝色小本本，跑进厨房问妈今天干啥活了。妈一边忙着做饭，一边说今天摘辣椒了，一整天。
我又跑到院子里问爷爷。爷爷这个时候正半躺半坐在躺椅上，抽着旱烟袋，手边还放了一个小巧精致的紫砂茶壶，时不时惬意地抿上一口。他慢悠悠地说：犁地，一天。
我知道了记工分需要的信息，就又飞跑着去找记分员了。
轮到我了，我就把我家的工分本递过去。一个生产队就那么几十户人家，谁家的情况都清清楚楚装在脑子里，所以记分员也不用开口问，就先写下我爷的姓名。我侧着身子看他写完了，不等他开口，赶紧报上“犁地，一天”。记分员写上犁地，在后面写上10。这个10就是一个男劳力劳动一天所得的工分。
记完我爷爷的工分，下边就该写我妈的了。我妈一天只有8个工分。
有时候男女做的是一样的活计，就是拉架子车往地里送肥，工分还是这样，女的也没比男的少拉一车，车上装的肥也不必男的少。
那时候，我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因为从来就是这样。可从来如此，就是对的吗？

如果不是这两天在看《功勋》中的《申纪兰的提案》，我都不知道我还记得上边这段往事。
无知的我曾经因为听过别人三两句话就对申纪兰有了误会，看了《申纪兰的提案》，才知道了申纪兰的伟大。
一个过去年代的农村妇女，通过扫盲才认了字，可是她的见识，她的思想前卫程度，可能远远超过了很多现代女性。
申纪兰，生于1929年，全国第一届人大代表，也是全国唯一一个连续参加十三届的人大代表。她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因为率先提出男女同工同酬的议案并最终写入宪法，彪炳史册。
申纪兰结婚后生活在山西省长治市西沟村，当地流行一句话：“好男不出县，好女不出院。”
申纪兰生活在解放区，和妇女干部有过接触，一出嫁就四处张罗村里妇女纺花织布交给地方部队，然后换来小米，让村里妇女第一次有了独立赚口粮的机会。这在西沟村是开天辟地头一遭。
当时，男人下地劳动挣工分，女的不下地，当然也就没有工分。虽然家务劳动一点也不轻松，可女的地位却非常低。
申纪兰不服气，亲自和公社最能干的男人比赛犁地，又组织女社员集体和男社员比赛播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