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钱玉岁总编辑之间的过节(2)
2024-01-19 来源:你乐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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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轻时候曾受教于钱玉岁先生，缘于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新闻刊授大学。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野外勘探石油，常采写些感人的事情写稿投寄给报社，偶有文章见诸报端。看到新闻刊大招生的公告，便报名参加新闻刊授学习。那时钱玉岁先生担任刊大教务长，具体负责所有业务事项，名誉校长由他出面回母校复旦大学请了王中、徐铸成教授担任。授课的都是国内新闻界、教育界名家。
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对“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记者职业极为崇尚，新闻是时代的科学、时代的艺术，学习新闻犹如给自己插上了翱翔于时代的翅膀。钱先生主持编印的每期《新闻刊大》我怀揣着跑野外，石油工人闲时抢着翻看那些女明星画报，我躲在角落里翻看《新闻刊大》。那些人把女明星画报吻潮了、抢烂了，我的课本边角也翻烂了。上面那些复旦、人大、武大等新闻系教授撰写的文章，我多能背诵出来。每学期到省城面授听课，那些或从炮火中走出来的战地记者、或是成名于报社的名记、或是大学新闻系教授的课，听得我们热血沸腾。我曾看到当时《解放日报》摄影记者张蔚飞拍的一幅新闻图片：上海黄浦体育馆挤满了听新闻刊大面授的学员。看台上黑压压的听课学员，无不聚精会神、凝神听课。
那是怎样一个新闻的火热年代啊，一代有志青年都渴望采写新闻赞颂先进、激励斗志、揭露阴暗，也期盼自己能像那些从新闻界走出来的前辈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大作家一样，建功于火热的生活，流芳名在人间。“记者”这粒理想种子深深的埋进了我心田，我开始研究报纸上名记者采写的“新闻”，随时注意采写新闻，更积极的给报社投稿，立志当一名职业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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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闻采写业务能力快速成长，得益于钱玉岁先生领军创办的《新安晚报》，我成了这张刚刚创办的都市报最生猛、上稿最多的通讯员。可我的记者梦，恰恰就跌碎在钱先生的门槛上。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各省日报先后创办一张覆盖全省的都市报，当时已是《安徽日报》政文部主任的钱玉岁先生受命率周根苗、侯学文、江海波、赵锋、汪清波、顾群、胡美兰七位日报同仁跳出日报体系来创办《新安晚报》。日报社给了三万元创办费用，一切从零开始，晚报新闻也从一张白纸起步。这家报社开办之初一个举动算是开了全国同类媒体的先河：面向全国公开招考录用十人进报社当记者。那时的记者，贵为“无冕之王”，不仅是许多年轻人的梦想，更承载着普通老百姓的深切厚望，期盼这张“为老百姓办，给老百姓看”的报纸，记录时代，引领潮流，替天行道，为民请命。
那次招考报名者多达四百多人，借用省城一所中学的教室考试，取成绩前四十名者面试，查验发表过的文章。报社需要的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记者，不要花拳绣腿。我记得当时张榜公布成绩时，一分半分间都并列好几个人，勇夺第一名的是武汉大学新闻系毕业的杨宇坤（现任报业集团办公室主任），我们都趴在六十几分或之下，他一人考出76分。我面试排名13，体检时涮掉一个，还有一个原单位不放人，顺延到第12名，我真正成了“孙山”被拦在了报社门外。这次公开招进报社的记者全都是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过许多年的大学生，无论是才情还是对社会、人情世故的理解都深刻，采写出来的新闻当然与众不同。极短时间内，这张新创办的《新安晚报》就异军突起，成为老百姓争相阅读、领导干部极为关注的一份都市报。
我虽然没能进报社，却照样给这家晚报采写新闻。那时我也从野外勘探调进了省城工作，单位与报社不到两站路。还在一家单位当个小头目，因工作需要还拥有冲洗照片的暗房，自己随时可洗黑白照片。我在工作之余，起早贪黑走街串巷尾、进百家跑千户，抢抓突发新闻，最快冲洗黑白现场照片，及时送往《新安晚报》。那时李今枚、顾群、杨宇坤、项宗友、胡跃华、汪清波、汪俊等编辑都编发过我采写的各类社会新闻。最多一周刊发过我的三个头版头条新闻，弄得当时一版责任编辑顾群先生跟我商量：能不能用个笔名发表文章，你这样生猛弄得本报记者非常难堪，于是我取了个“耕夫”笔名。当时报社有个非常好的形式，每个周末下午全体报社记者编辑例会，由总编辑或副总编讲评一周新闻得失，指名道姓，丝毫不留情面。他们多次在会上拿我的新闻分析给记者听，不忘臭他们：“你们这么多职业记者，干不过一个业余通讯员，害臊不害臊？
我年轻时候曾受教于钱玉岁先生，缘于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新闻刊授大学。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野外勘探石油，常采写些感人的事情写稿投寄给报社，偶有文章见诸报端。看到新闻刊大招生的公告，便报名参加新闻刊授学习。那时钱玉岁先生担任刊大教务长，具体负责所有业务事项，名誉校长由他出面回母校复旦大学请了王中、徐铸成教授担任。授课的都是国内新闻界、教育界名家。
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对“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记者职业极为崇尚，新闻是时代的科学、时代的艺术，学习新闻犹如给自己插上了翱翔于时代的翅膀。钱先生主持编印的每期《新闻刊大》我怀揣着跑野外，石油工人闲时抢着翻看那些女明星画报，我躲在角落里翻看《新闻刊大》。那些人把女明星画报吻潮了、抢烂了，我的课本边角也翻烂了。上面那些复旦、人大、武大等新闻系教授撰写的文章，我多能背诵出来。每学期到省城面授听课，那些或从炮火中走出来的战地记者、或是成名于报社的名记、或是大学新闻系教授的课，听得我们热血沸腾。我曾看到当时《解放日报》摄影记者张蔚飞拍的一幅新闻图片：上海黄浦体育馆挤满了听新闻刊大面授的学员。看台上黑压压的听课学员，无不聚精会神、凝神听课。
那是怎样一个新闻的火热年代啊，一代有志青年都渴望采写新闻赞颂先进、激励斗志、揭露阴暗，也期盼自己能像那些从新闻界走出来的前辈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大作家一样，建功于火热的生活，流芳名在人间。“记者”这粒理想种子深深的埋进了我心田，我开始研究报纸上名记者采写的“新闻”，随时注意采写新闻，更积极的给报社投稿，立志当一名职业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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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闻采写业务能力快速成长，得益于钱玉岁先生领军创办的《新安晚报》，我成了这张刚刚创办的都市报最生猛、上稿最多的通讯员。可我的记者梦，恰恰就跌碎在钱先生的门槛上。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各省日报先后创办一张覆盖全省的都市报，当时已是《安徽日报》政文部主任的钱玉岁先生受命率周根苗、侯学文、江海波、赵锋、汪清波、顾群、胡美兰七位日报同仁跳出日报体系来创办《新安晚报》。日报社给了三万元创办费用，一切从零开始，晚报新闻也从一张白纸起步。这家报社开办之初一个举动算是开了全国同类媒体的先河：面向全国公开招考录用十人进报社当记者。那时的记者，贵为“无冕之王”，不仅是许多年轻人的梦想，更承载着普通老百姓的深切厚望，期盼这张“为老百姓办，给老百姓看”的报纸，记录时代，引领潮流，替天行道，为民请命。
那次招考报名者多达四百多人，借用省城一所中学的教室考试，取成绩前四十名者面试，查验发表过的文章。报社需要的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记者，不要花拳绣腿。我记得当时张榜公布成绩时，一分半分间都并列好几个人，勇夺第一名的是武汉大学新闻系毕业的杨宇坤（现任报业集团办公室主任），我们都趴在六十几分或之下，他一人考出76分。我面试排名13，体检时涮掉一个，还有一个原单位不放人，顺延到第12名，我真正成了“孙山”被拦在了报社门外。这次公开招进报社的记者全都是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过许多年的大学生，无论是才情还是对社会、人情世故的理解都深刻，采写出来的新闻当然与众不同。极短时间内，这张新创办的《新安晚报》就异军突起，成为老百姓争相阅读、领导干部极为关注的一份都市报。
我虽然没能进报社，却照样给这家晚报采写新闻。那时我也从野外勘探调进了省城工作，单位与报社不到两站路。还在一家单位当个小头目，因工作需要还拥有冲洗照片的暗房，自己随时可洗黑白照片。我在工作之余，起早贪黑走街串巷尾、进百家跑千户，抢抓突发新闻，最快冲洗黑白现场照片，及时送往《新安晚报》。那时李今枚、顾群、杨宇坤、项宗友、胡跃华、汪清波、汪俊等编辑都编发过我采写的各类社会新闻。最多一周刊发过我的三个头版头条新闻，弄得当时一版责任编辑顾群先生跟我商量：能不能用个笔名发表文章，你这样生猛弄得本报记者非常难堪，于是我取了个“耕夫”笔名。当时报社有个非常好的形式，每个周末下午全体报社记者编辑例会，由总编辑或副总编讲评一周新闻得失，指名道姓，丝毫不留情面。他们多次在会上拿我的新闻分析给记者听，不忘臭他们：“你们这么多职业记者，干不过一个业余通讯员，害臊不害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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