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舅爷

我有三个舅爷，老大据说在解放前在贯溪岳楼当地是赫赫有名的大地主，但他为富却仁，是开明的士绅，修了许多进房子，解放后被土改给邻近8家农户居住，由于未有恶行，且在乡亲中口碑甚好，所以并未被政府镇压，还被树作了新政府改造成功的典型人物呢。可惜我未见过他老人家的尊荣，因为早在我出生前八九年间就因病而逝了，享有了高寿，据说死时家里人将一颗黄豆般大的黄金放进他口中压在舌下。大舅婆倒是见到过，人很贤惠慈善，土改后她家的房子还住得宽敞，有四大间，雕梁画栋做工很是考究，当时妈妈带着5、6岁的我初次踏进她家去做客，在屋内的院子里这里瞧瞧，那里摸摸，感到新奇得很，舅婆端坐在大藤椅上笑咪咪地望着我，让我挨近他，慈爱地抚了下我的额头，然后吩咐大舅母抱来她的一个精致的木头（据说是楠木）匣子，从里边抽了张拾元的大票子叠成小四方塞到我手心，笑吟吟对母亲说“给娃个见面礼，不久就能上学了，好好让多念点书吧！”母亲有些惶急，连说“舅妈这使不得，给上伍元就够多！”我当时对钱币没有啥概念，只听说当时一般亲戚给孩子的压岁钱是两角或五角钱的。

二舅爷家住在了县城里边，记得那时横亘在县城他家附近有一条很长很高的陡坡，当时叫周城路的地方。二舅爷在县城做了多年生意，据说是农杂产品，他和大儿子联手经营，赚了些活便钱，因此早在城里就自已置办下带小院子的三间砖瓦房，这在当时相当了不起的。对二舅爷的印象现在比较模糊，二舅婆走得早，更是没谋过面的。只记得二舅爷个子较高，精神相当矍铄的，有着生意人的精明和干练，为人也很随和，我在他家吃过一次饭，他给我碗里夹过几片肉，笑着对母亲说“娃比较瘦，要跟上点营养的”，母亲苦涩地点头笑了笑。在我上小学要自已端张桌子去学校，不知怎地让二舅爷知道了，他让我父亲到他的杂货店里把一张有些瘕疵的小桌子送给我解了燃眉之急。现在那张桌子早已不复存在，但是它陪着我读了小学三年的书，是困窘时期一缕温情的熹光，没齿难忘！三舅爷则是我和他接触最多、相对来说更多熟悉和亲近的人，多了些景仰的成分。
他的政治面貌亦较为复杂：先是解放前为高师毕业生，后在国民党洋县党部工作，后和解放洋县的纵字部队取得了秘密联络，里应外合为和平解放洋县作出了积极的努力，成为被新政府叫倚重的开明民主人士。那时他才25、26岁光景，戴着金丝眼镜，一派风流倜傥的儒雅范儿。他写得一手好字，常见他给亲朋好友或在中堂裱的画上题诗写字，或在相当考究的门楣上书写烫金字的春联等，当然会适量收取一定的润笔费的。至于作为贵客给亲戚邻里在“过事”时坐礼柜，所写的礼簿上略带草笔的楷体小字，仔细瞧瞧都觉是一种美的享受。所有这些事儿，起初是同样爱好写字的父亲告诉我的，在我稍稍长大后亲眼目睹了舅爷的几次场面应酬处事，深感舅爷的几把刷子确实了得！如今连这位小舅爷也亦作古十几个年头了，与他生前交往得到他垂爱的诸多事儿中有几件至今念之弥深记忆犹新。
还记得母亲带我见到小舅爷的情形，那次正月里先去大舅爷家做客，收到了大舅母数额不菲的“压岁钱”后，辞别后我们到了小舅爷家（两家本来相距不远的），当晚住在那里。当晚小舅爷没在家，舅母和四个孩子在家，分别是两个表叔及一大一小俩表姑，大家都很稀罕我，亲切地摸下我的额头，母亲陪着舅母说着亲热话儿，大表叔和表姑在舅母的吩咐下张罗着跳水抱柴禾，开始生火做晚饭，熬了小米稀粥，摊了很好吃的油渣馍，小表叔和表姑则拉着我跑出家门，到附近一片空着的场面里（据说是他们队上用来分配粮食的场面，当时并未硬化），我们到时有不少大人小孩在那儿玩着，过年嘛！小表叔教我打洋火枪（流行于70-80年代农村孩子所玩的装有硫磺粒儿能连续发射的玩具枪），起初我根本不敢扣动板机，听到表叔很响的枪声，我的小脸都吓白了；他教我打枪，我勉强敢扣扳机了，不知怎么原因老是卡壳不响，末了又连射了两发，只听吧吧两声，惶的我竟连枪儿也掉在了地上，表姑也笑出了泪花，一个女儿家家的，她还比我小上一岁半，但她却比我胆大了，能熟练地瞄准目标射击，滚铁环也比我滚得好，小表叔比我大上几岁，当然玩得更是门门不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