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罗马帝国历史简介(4)
2023-03-16 来源:你乐谷
帝国的政治权力被保留了,但这次冲突显示了所有统治者的权力都有限制,尤其是有关教会的,并取消了国王此前享有的圣人身份。教皇和公国们自此在帝国的政治体系中占据了同等重要的位置。
法兰克尼亚王朝结束于1125年亨利五世的死亡,公国们并没有选出国王的血亲当国王,而是选择了洛泰尔二世,一位影响力颇大的老萨克森公爵。当他在1138年去世时,公国们再一次把选择继任的目光放在了更有影响力的家族上。因此他们并没有选择洛泰尔偏爱的继承人:他的女婿韦尔夫家族的“骄傲者”亨利,而选择了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康拉德三世,一位萨利安家族的近亲。此事引发了两家族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冲突。康拉德剥夺了韦尔夫家族的财产,不过在1152年他死后,他的侄子“红胡子”腓特烈一世继位并与韦尔夫家族握手言和,返还了他的表亲“狮子”亨利(Henry the Lion)的财产,虽然数量已少于往日。
马克西米利安二世时(1564-76)的帝国徽章
霍亨斯陶芬家族的统治者们越来越多地把土地借给家臣(ministerialia),腓特烈希望他们会比公爵们更可靠。这一新兴阶级最初是主要服务于战争的,他们后世骑士阶级的前身,也是帝国权力的根基。霍亨斯陶芬王朝时期帝国的另一本质性变化是在隆卡格里亚建立的整个帝国的新秩序。此举一方面是要废除众多公爵的私人封地,另一方面也试图将皇帝的臣子们归于同一个合法的司法和公诉体系之下,这正是现代“法制”理念的前身。另一个崭新的理念是新式城市体系的建立——由皇帝和本地公爵共同完成。这一理念的形成一部分是由于人口剧增,同时也是为了将经济发展重心放在重点地区,在以前城市只形成于古罗马的地基或主教辖区之上。包括弗莱堡在内的一些城市建立于12世纪,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很多后世城市的经济发展模板,如慕尼黑。
腓特烈于1155年被加冕为皇帝,他强调了帝国的“罗马性”(Romanness),部分上是为了证明皇权(已被加强)独立于教权的合法性。1158年在隆卡格里亚举行的帝国大会根据东罗马帝国的《民法大全》再次声明了皇帝的各项权利。皇权自主教叙任权之争以来一直被当作与王权同等来看待,不过在隆卡格里亚首次被枚举罗列出来。这一广泛的权力范围包括筑路、制定关税、铸币、惩罚性收费和公职人员的任免。这些权力可以明确地在罗马法律中找到根源。此举意义深远。
腓特烈的政策主要针对意大利,他在北意大利与一些日益富裕和独立的城市发生了冲突,尤其是米兰。他也由于支持一位少数派候选人反对教皇亚历山大三世而卷入了与罗马教廷的冲突。腓特烈在1177年与教皇握手言和之前,支持了一系列伪教皇。在德意志,皇帝多次在公国和城市等竞争对手面前保护狮子亨利(尤其是慕尼黑和吕贝克)。不过亨利对腓特烈政策的支持并不太强,在意大利战争进入到危机时刻时,亨利拒绝了皇帝的军事支援请求。当腓特烈回到德意志时,愤怒的他对亨利公爵提起了诉讼,使亨利的土地全部被没收。
在霍亨斯陶芬王朝期间,德意志的公国们靠着帝国西部巧舌如簧的农民、商人和工匠(包括基督徒和犹太人),成功地、和平地推动了向东方土地定居的进程,此前由西斯拉夫人定居或无人定居。这些土地逐渐的日耳曼化,是一种复杂的现象,这种现象在19世纪种族偏见出现之前并不能被合理地解释。凭借定居地的东扩,也由于本地斯拉夫统治者与日耳曼人的通婚,帝国的影响力不断上升,最终到达了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同时,条顿骑士团在1226年被马佐夫舍的康拉德公爵(Duke Konrad of Masovia)邀请到普鲁士来促使普鲁士人的基督教化。然而条顿骑士团国和他的日耳曼继承者普鲁士王国从来就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
法兰克尼亚王朝结束于1125年亨利五世的死亡,公国们并没有选出国王的血亲当国王,而是选择了洛泰尔二世,一位影响力颇大的老萨克森公爵。当他在1138年去世时,公国们再一次把选择继任的目光放在了更有影响力的家族上。因此他们并没有选择洛泰尔偏爱的继承人:他的女婿韦尔夫家族的“骄傲者”亨利,而选择了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康拉德三世,一位萨利安家族的近亲。此事引发了两家族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冲突。康拉德剥夺了韦尔夫家族的财产,不过在1152年他死后,他的侄子“红胡子”腓特烈一世继位并与韦尔夫家族握手言和,返还了他的表亲“狮子”亨利(Henry the Lion)的财产,虽然数量已少于往日。
马克西米利安二世时(1564-76)的帝国徽章
霍亨斯陶芬家族的统治者们越来越多地把土地借给家臣(ministerialia),腓特烈希望他们会比公爵们更可靠。这一新兴阶级最初是主要服务于战争的,他们后世骑士阶级的前身,也是帝国权力的根基。霍亨斯陶芬王朝时期帝国的另一本质性变化是在隆卡格里亚建立的整个帝国的新秩序。此举一方面是要废除众多公爵的私人封地,另一方面也试图将皇帝的臣子们归于同一个合法的司法和公诉体系之下,这正是现代“法制”理念的前身。另一个崭新的理念是新式城市体系的建立——由皇帝和本地公爵共同完成。这一理念的形成一部分是由于人口剧增,同时也是为了将经济发展重心放在重点地区,在以前城市只形成于古罗马的地基或主教辖区之上。包括弗莱堡在内的一些城市建立于12世纪,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很多后世城市的经济发展模板,如慕尼黑。
腓特烈于1155年被加冕为皇帝,他强调了帝国的“罗马性”(Romanness),部分上是为了证明皇权(已被加强)独立于教权的合法性。1158年在隆卡格里亚举行的帝国大会根据东罗马帝国的《民法大全》再次声明了皇帝的各项权利。皇权自主教叙任权之争以来一直被当作与王权同等来看待,不过在隆卡格里亚首次被枚举罗列出来。这一广泛的权力范围包括筑路、制定关税、铸币、惩罚性收费和公职人员的任免。这些权力可以明确地在罗马法律中找到根源。此举意义深远。
腓特烈的政策主要针对意大利,他在北意大利与一些日益富裕和独立的城市发生了冲突,尤其是米兰。他也由于支持一位少数派候选人反对教皇亚历山大三世而卷入了与罗马教廷的冲突。腓特烈在1177年与教皇握手言和之前,支持了一系列伪教皇。在德意志,皇帝多次在公国和城市等竞争对手面前保护狮子亨利(尤其是慕尼黑和吕贝克)。不过亨利对腓特烈政策的支持并不太强,在意大利战争进入到危机时刻时,亨利拒绝了皇帝的军事支援请求。当腓特烈回到德意志时,愤怒的他对亨利公爵提起了诉讼,使亨利的土地全部被没收。
在霍亨斯陶芬王朝期间,德意志的公国们靠着帝国西部巧舌如簧的农民、商人和工匠(包括基督徒和犹太人),成功地、和平地推动了向东方土地定居的进程,此前由西斯拉夫人定居或无人定居。这些土地逐渐的日耳曼化,是一种复杂的现象,这种现象在19世纪种族偏见出现之前并不能被合理地解释。凭借定居地的东扩,也由于本地斯拉夫统治者与日耳曼人的通婚,帝国的影响力不断上升,最终到达了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同时,条顿骑士团在1226年被马佐夫舍的康拉德公爵(Duke Konrad of Masovia)邀请到普鲁士来促使普鲁士人的基督教化。然而条顿骑士团国和他的日耳曼继承者普鲁士王国从来就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