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称10年内一定退休,俞敏洪宣布将退休,他的心里有多苦?(12)
2023-03-16 来源:你乐谷
俞敏洪立下军令状,说哪怕老妈半年不给我做饭,老婆半年不让我上床,这件事也非做不可。
后来,俞敏洪的姐夫不想让俞敏洪太为难,主动要求退出,并劝说李八妹考虑考虑俞敏洪的处境。李八妹也认识到,两方面都不退步,最受折磨的是俞敏洪。于是老太太口气也渐渐软了。
老太太一松口,事情就好办。最后,新东方董事会以同意李八妹城承包新东方食堂为条件,换取了俞敏洪家庭成员的退出。虽然俞敏洪偷偷给两边的姐夫都补了很多钱,但姐姐为此生了很长时间的气。
俞家人一退出,其他合伙人的家庭成员自然就跟着退出了。于是就剩下分金银和排座次的事。
分金银的事又是一通争吵。俞敏洪主动提出,我只要45%。但咨询公司建议说,俞敏洪必须占大股,否则容易出现被小股东联合干掉的风险。
最后决定,新东方折算为一亿股,俞敏洪个人拿45%,另外代持10%,留给后来人。徐小平和王强各占10%,其他8个股东占0.5%、2%、3%不等。
股份制以后,氛围马上不一样。本来,当时公司只有俞敏洪一个人有车,就是为了迎接徐小平而买的帕萨特,其他人都是骑自行车
上班的。但是股份制会议后,第一个会议就是讨论,11个董事会成员,应该每人配一辆车,于是统一买了10辆桑塔纳。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迹象:人心已经变了,开始互相攀比,讲待遇,谈条件了。
紧接着,又出了更大的问题。
按照以前的分配原则,各人管的一摊是属于各人赚的钱,交完费用之后,自己拎回去。现在如果要上市,必须得造利润,就要全部留在公司。于是一下子,除了俞敏洪以外,所有人心里就不踏实。
尤其是,当时新东方学校的法人还是俞敏洪,由于政策限制,新成立的股份公司没办法把学校装进去,等于是个空壳。大家觉得俞敏洪成立公司是一个阴谋,目的是把所有权力收回去了,大家分的只是一个空壳。于是,就组成了小股东联盟,和俞敏洪斗争。
但是大家斗来斗去,每个人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俞敏洪也不知道该给大家什么。而且,知识分子的臭毛病是,想要利益又不愿明说。董事会上吵架,动不动就是“你就是个骗子”、“你伤害了我的感情”,然后一会又黑格尔、尼采、亚里斯多德都出来了。
咨询公司的人觉得这群疯子简直不可理喻,连咨询费都不要,就放弃项目撤走了。
俞敏洪等人认为,找国外的咨询公司会不会好一点?于是又花100万,把普华永道请过来。
普华永道的人搞了三个月,也觉得这帮人毫无商业意识,一点都不讲理性。于是也不愿意陪他们玩了,只拿了50万首付款,余款都不要,也跑掉了。
一群人只能又吵得天翻地覆。一会儿徐小平被赶出董事会,一会儿俞敏洪又被剥夺董事长和总裁的位置,不许参加总裁办公会和校长办公会。
至此,兄弟之间,都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从前的亲密无间,早已烟消云散。虽然他们还会一起喝酒说笑,一起做演讲并在台上互相调侃,显得感情非常好,但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再也回不到过去。
哪怕是最善良的人、最伟大的理想、最纯真的友谊,在利益面前,都是如此脆弱,如此丑陋不堪。这不能不说是人性的悲哀。
好在,当时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让大家保住了最后的颜面。
2000年,知名记者卢跃刚受邀为新东方写一本传记。俞敏洪等人的本意,是写一本宣扬新东方的作品。虽然卢跃刚提出,我是客观写作,是好是坏都会秉笔直书,但当时俞敏洪等人都非常自信地认为,随便你写,反正我们都是好的。
没想到,卢跃刚一进场调研,就遇到了兄弟阋墙的故事。作为写作者,卢跃刚大为兴奋,而被写者则万分尴尬。
但卢跃刚发挥了所有人都没想到过的作用。由于独立第三方的超然地位和调研者的身份,他成了所有人的倾诉对象和传话渠道。俞敏洪等人之间不想直接说的话,都通过卢跃刚来传达,避免了尴尬,并留下了转圜的余地。
后来,俞敏洪的姐夫不想让俞敏洪太为难,主动要求退出,并劝说李八妹考虑考虑俞敏洪的处境。李八妹也认识到,两方面都不退步,最受折磨的是俞敏洪。于是老太太口气也渐渐软了。
老太太一松口,事情就好办。最后,新东方董事会以同意李八妹城承包新东方食堂为条件,换取了俞敏洪家庭成员的退出。虽然俞敏洪偷偷给两边的姐夫都补了很多钱,但姐姐为此生了很长时间的气。
俞家人一退出,其他合伙人的家庭成员自然就跟着退出了。于是就剩下分金银和排座次的事。
分金银的事又是一通争吵。俞敏洪主动提出,我只要45%。但咨询公司建议说,俞敏洪必须占大股,否则容易出现被小股东联合干掉的风险。
最后决定,新东方折算为一亿股,俞敏洪个人拿45%,另外代持10%,留给后来人。徐小平和王强各占10%,其他8个股东占0.5%、2%、3%不等。
股份制以后,氛围马上不一样。本来,当时公司只有俞敏洪一个人有车,就是为了迎接徐小平而买的帕萨特,其他人都是骑自行车
上班的。但是股份制会议后,第一个会议就是讨论,11个董事会成员,应该每人配一辆车,于是统一买了10辆桑塔纳。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迹象:人心已经变了,开始互相攀比,讲待遇,谈条件了。
紧接着,又出了更大的问题。
按照以前的分配原则,各人管的一摊是属于各人赚的钱,交完费用之后,自己拎回去。现在如果要上市,必须得造利润,就要全部留在公司。于是一下子,除了俞敏洪以外,所有人心里就不踏实。
尤其是,当时新东方学校的法人还是俞敏洪,由于政策限制,新成立的股份公司没办法把学校装进去,等于是个空壳。大家觉得俞敏洪成立公司是一个阴谋,目的是把所有权力收回去了,大家分的只是一个空壳。于是,就组成了小股东联盟,和俞敏洪斗争。
但是大家斗来斗去,每个人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俞敏洪也不知道该给大家什么。而且,知识分子的臭毛病是,想要利益又不愿明说。董事会上吵架,动不动就是“你就是个骗子”、“你伤害了我的感情”,然后一会又黑格尔、尼采、亚里斯多德都出来了。
咨询公司的人觉得这群疯子简直不可理喻,连咨询费都不要,就放弃项目撤走了。
俞敏洪等人认为,找国外的咨询公司会不会好一点?于是又花100万,把普华永道请过来。
普华永道的人搞了三个月,也觉得这帮人毫无商业意识,一点都不讲理性。于是也不愿意陪他们玩了,只拿了50万首付款,余款都不要,也跑掉了。
一群人只能又吵得天翻地覆。一会儿徐小平被赶出董事会,一会儿俞敏洪又被剥夺董事长和总裁的位置,不许参加总裁办公会和校长办公会。
至此,兄弟之间,都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从前的亲密无间,早已烟消云散。虽然他们还会一起喝酒说笑,一起做演讲并在台上互相调侃,显得感情非常好,但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再也回不到过去。
哪怕是最善良的人、最伟大的理想、最纯真的友谊,在利益面前,都是如此脆弱,如此丑陋不堪。这不能不说是人性的悲哀。
好在,当时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让大家保住了最后的颜面。
2000年,知名记者卢跃刚受邀为新东方写一本传记。俞敏洪等人的本意,是写一本宣扬新东方的作品。虽然卢跃刚提出,我是客观写作,是好是坏都会秉笔直书,但当时俞敏洪等人都非常自信地认为,随便你写,反正我们都是好的。
没想到,卢跃刚一进场调研,就遇到了兄弟阋墙的故事。作为写作者,卢跃刚大为兴奋,而被写者则万分尴尬。
但卢跃刚发挥了所有人都没想到过的作用。由于独立第三方的超然地位和调研者的身份,他成了所有人的倾诉对象和传话渠道。俞敏洪等人之间不想直接说的话,都通过卢跃刚来传达,避免了尴尬,并留下了转圜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