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急诊室：2分钟接诊一个病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2)

01
性命的交托
监护仪的报警声，护士来回急跑的脚步声，它们就像是急诊室里永恒的背景音。急诊医生范志伟终日泡在那些声音里。等夜深了，人散尽了，在无尽的病例与病例间，往事便时时闪现。从医的第三年，范志伟遇上了那个改变他一生的病例。回想起来，七年前的那种声音—— 一个男人长久的哭泣和一个女人克制的低吟，总能帮他区分什么是现实，什么是回忆。
病人和范志伟同岁，也是安徽人，是老家县城里的语文老师。缺少床位的医院里，走廊尽头的63号病床上，晚期胃癌榨干了他干瘦的身体，全身骨转移使他痛得只能蜷缩着窝在妻子的怀里。他的母亲整日木然地发着呆。
只有不断输血才能短暂地保住性命。但他赶上了全国“血荒”。范志伟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沟通、签字、要血。那是还能“互助献血”的年代，为了用上血，来自农村的患者家庭召集了20多位亲友来献血。但血库要按指标将资源分配给各家医院和科室。血献了，第二天范志伟再打电话，仍是要不来更多的血。“肿瘤病人（输血）本来就没多少意义，输得再多也还是死，再说血库只有这么多。”范志伟永远记得这个回答，“很现实，也很残酷。”
他没办法形容当时的懊恼。面对庞大的系统，他憎恨自己太过年轻，弄不清楚每日运转而自己却无法一眼看透的规则。年关将近，淳朴的家庭一心希望能让年仅二十多岁的病人再过个新年。晚间，办公室里，一家人拥着范志伟，乞求他能向血站再多讨一点血。他们不知道范志伟的无力，他也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回应。
直到那位母亲猛然跪倒。年轻的医生懵了，甚至忘了将老人先扶起来。等范志伟清醒过来，抬头看到办公室里挂了多年的牌匾——“大医精诚”——像是打了个激灵，他的懊悔又加深了一层。即便已经十分努力，但回想起回应家属的态度和说辞，他仍觉得自己是在“打官腔”，但那位老母亲跪下的一刻，他才意识到，病人与医生之间，是性命的交托。

情感淤积在心里，范志伟有了记录的念头。这样的故事，等自己老了再看，会是什么感受？它是否值得被更多人知道，和自己一样进退两难的同行，自己的两个女儿，他们看了，又会是什么感受？但真正使他下定决心开始写作的，是那些四处招摇撞骗的骗子。
有一次，范志伟偶然从一个读者那里得知，四川的一个农民家庭，50多岁的父亲确诊了肺癌晚期，20岁出头的儿子为了给父亲治病，一个人外出打工，每个月挣了钱都寄回老家给父亲看病。父子的生活都过得极苦。但等父亲离世，儿子翻看父亲治疗的发票，才发现他极少去正规医院看病，大部分的钱都花在了“拍打拉筋”这种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治疗方法中。
这样的案例太多了。急诊科里，范志伟经常遇到受到欺骗错过最佳治疗时间的病人。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为更多人普及医学常识，对于身处底层的患者和家庭，比起医学知识，他们更需要基本的常识。
02
跌宕起伏的人间
范志伟生长在安徽的一个农村家庭。父亲从1989年起就到了南京，靠出卖体力养活家庭。他还记得父亲离家的那个早晨。冬季的凌晨四点，天色还黑沉着，母亲不停抽泣，奶奶不停叮嘱，弟弟坐在小床上小声哭着，而自己只能躲在被子里偷偷抹眼泪。
后来，一家人随着父亲到南京，住在石门坎的天堂村，那里离铁轨很近，每天都有无数的货运火车满载货物从门前呼啸而过，范志伟至今记得火车经过时，大地是怎样地颤动，也因为目睹父亲如何在巨大的城市里卑微地谋生。他很早就懂得为家庭和父母分忧，也是从那时起，他便懂得个体的渺小，世间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