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延年牺牲时说革命者只有站着死是怎么回事，关于陈延年牺牲感悟的新消息。(7)

◆陈延年、陈乔年初到法国时与同学合影。
郑超麟，和周恩来、邓小平、陈延年等人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１９２２年入党，１９２４年７月从苏联回国后，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实际上是陈独秀最信任的秘书。他同时是陈延年在党内最好的朋友。他们于１９２２年６月相识，１９２３年３月，他们十个人在周恩来陪同下离开法国前往苏联学习，“我和延年、乔年几个人共同学习和生活，亲如兄弟”，回国后，“延年同我感情很好，把我当做兄弟”，陈延年从广东来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常住在我家里，同我一床睡觉”。“四一二政变”后第二天或第三天，陈延年到达上海，仍首先去的郑超麟家。虽然此后不久郑超麟随中央迁往武汉，在参加完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后，他又随中央迁回上海。在得知陈延年和赵世炎等人牺牲后，他还写了悼念文章《悼赵世炎陈延年及其他死于国民党刽子手的同志》，文章说：“陈延年是粤港无产阶级有力的指导者”，“１９２７年４月蒋介石缴上海工人阶级械后，他改调上海为中国共产党江浙区书记。
他指挥
上海工人及一般民众为反蒋的宣传与斗争。是年６月他在上海被蒋介石捕杀！”“当延年同志被捕杀时，刽子手杨虎吴稚晖等竟函电交驰互相庆贺其杀害革命党人的功勋！”“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誓为他们的首领和战士报仇！（１９２７年１０月《布尔什维克》第一期）”以郑超麟在中央的地位和与陈独秀父子的关系，以及他当时曾写过悼念文章，郑超麟的回忆可信度很大。
遗憾的是，后来由于郑超麟追随陈独秀加入托派，新中国建立后，１９５２年１２月被捕，１９７９年６月释放。不知是不是由于头上仍有托派帽子，那时人们还不敢粘惹，再加《人民日报》的宣传，所以郑超麟的说法，根本没有引起关注。
事情还有蹊跷。作为事件当事人的亚东图书馆也根本没有提及此事。黄逸峰说是汪原放写信给胡适的。胡允恭说他求证了汪氏叔侄,他１９５４年第二次求证因汪孟邹已去世只能求证于汪原放。１９５２年底亚东图书馆因与陈独秀后来托派的关系也被取消。此后，汪原放就亚东图书馆写了长篇回忆录。写得很细，多达一百多万字。在当时形势下，汪原放仍然在书中尊称胡适为适之兄，尊称陈独秀为陈独秀先生。陈延年陈乔年同亚东图书馆也很熟。陈乔年还替亚东图书馆设计
了徽标。按说在陈延年牺牲这样的大事上，如果说在写信一事上确实有此事，应该有所交待，居然在书中没有记载，而且连陈延年牺牲的事也只是在说到陈乔年牺牲时才提及。然后此书的编辑
者在下面按《红旗飘飘》和《人民日报》的叙述作了一个注释。这个注释是把两个叙述做了个杂糅。该注释说：“过了一段时间，汪孟邹突然接到从市公安局寄来的一封信，从字迹认出是延年写的，内容说到某日在某处被逮捕，被拘押于拘留所。汪孟邹急于营救，即乘火车去南京，径去访胡适，把陈延年的信交给胡适看。胡适问明是陈延年后，表示‘我一定营救他’，要汪回上海等消息；随即把信交给了吴稚晖，吴立即报告了蒋介石。” 这个注释，倾向于《红旗飘飘》上的说法，说是汪孟邹去南京找的胡适。因《人民日报》没说去哪儿找胡适。但注释又有新造，没再说胡适是在政治部，没说胡适乘车去找吴稚晖，而是说随即把信交给吴稚晖，时间上过程上更直接。这个注释随着该书的出版发行，同样影响很大，常常有人视为汪氏叔侄的“认定”。
但汪原放却又无记。这不能不让我们产生疑问。黄逸峰说是汪原放找的。因此时汪原放在武汉，说是汪原放找的胡适，根本对不上。那么是不是汪原放不在上海没介入此事没写呢。但如果真有此事，虽然他没有介入，他的回忆很多就是汪孟邹口述的，他又对胡允恭说过，整个历史又写得很细，不可能不写；是不是没有营救成功反而害了陈延年，有意不说呢，但此段前面说了汪孟邹找许世英营救陈乔年的事，也没成功，此能说，救陈延年这个事过程相似又有什么不能说呢。此书出版时，编辑者进行了整理，作了大量删削，是不是在删削范围呢？但如果真有，又删削了，那又何必根据《红旗飘飘》和《人民日报》的叙述再做注释呢。本人也曾问过汪家后人，问他们叔爷和父辈有没有对他们说过此事，他们说从没有说过此事。因此，亚东图书馆主人找胡适，胡适再找吴稚晖，不能说绝对没有此事，但由此我们只能说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