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码还有存在必要吗？专家回应,究竟是怎么一回事?(3)

这方面的典型事例就是今年6月发生于河南郑州的“储户被强制赋红码”事件，仅为阻止储户维权，就有地方政府对人群赋红码限制其出行。如此使用健康码不仅彻底超出疫情防控的目的，悖离健康码的适用规则，也极大毁损了个人对于政府再信息收集和数据处理上的信赖。除对储户赋红码防止其维权外，还有地方政府在本地仅出现零星病例后，就对全域居民赋红码黄码以防止疫情外溢，全然不顾此种手段对个人权利尤其是人身自由带来的重大影响。
上述数据滥用在很多地方政府进一步对健康码适用进行开发，尤其是增加弹窗设置后，表现得更为突出。伴随被弹窗对象从最初的购买过四类药物的人员、到访过疫情中高风险地区的人员，渐渐扩展到时空关联人员，甚至是根据该地方的疫情防控需要而确定的所有涉疫风险人员，越来越广泛的打击对象已使弹窗与精准防控完全悖离，反而成为一刀切和层层加码的典型代表。
又因为健康码赋码和弹窗的运作逻辑几乎都是完全诉诸机器和算法自动进行，几无人工介入的空间与可能，这更使个人彻底丧失了反制能力，其在面对行政机关做出决定时所拥有的例如陈述、申辩甚至要求听证等传统程序权利被克减，想要去复议和诉讼也面临巨大困难。
在使用健康码后，经常有网友吐槽，不仅个人隐私巨细靡遗地全部暴露在监控之下，行政机关还可轻松就通过赋码弹窗的方式限制个人出行。传统法治为个人基本权利建立起的层层保护被轻易击破，个人也渐渐沦为机器、算法决策和处置的对象。
健康码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上述明显弊端使健康码在整体运行中不断遭遇法治诘问。也因此，在国家防疫政策已经发生重大调整的背景下，公众不免产生“健康码还有存在的必要吗？”这样的疑问。从调整后的疫情防控政策来看，健康码存在的必要性的确在逐步丧失。
首先，健康码主要适用于政府主导、全民动员以阻断传染病传播的应急状态下，因此也只能作为应急状态的例外手段。伴随政府对于新冠疫情的防控已从应急管理转向常态化管理，健康码所依附的合法性基础已不复存在。
其次，《新十条》颁布后，各地已进一步优化核酸检测，不再按行政区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而对新冠病毒实施“乙类乙管”后，检测策略也调整为“愿检尽检”。既然不再进行核酸检测，也就无法再精准检测每个人的病毒感染风险，更无法在此基础上再对个人进行分别的赋码操作。例如最近疫情严重，身边朋友纷纷曝阳，但只要不进行核酸检测，健康码却都会继续显示为绿码，这已说明健康码已不再能作为个人健康状况的表征。
再次，此前区别赋码不仅是决定个人是否出行和复工复产，也是政府对不同的人群进行居家隔离或集中隔离等处置方式的前提。但《新十条》不仅要求各地不再对跨地区流动人员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码，也已经开始倡议轻症患者居家隔离自愈，政府同样不再对患者予以强制隔离治疗，这些都使健康码的使用目的也不复存在。
由此，除疫苗接种信息可能会在危重病人诊疗过程中为医生提供诊疗依据外，健康码的历史使命其实已经完成，因此也应和行程码一样从个人生活中彻底退场。
健康码退场后的数据删除
同样要思考的是，健康码中所收集处理的个人信息的彻底删除。既然健康码中收集的是极为重要的敏感个人信息，此类信息一旦泄露不但容易导致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或其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危害，甚至会导致其名誉权、身心健康受到损害或遭遇歧视性待遇，那么在启动退出机制时就必须确保这些信息能够被彻底删除。而国家同样要敦促地方政府以及曾经采集过健康码信息的私人机构停止数据处理和服务，并彻底删除已收集处理的信息。在行程卡“官宣”下线后，行程卡涉及的三大电信供应商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也均表态，将同步删除用户行程相关数据，依法保障个人信息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