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健康码彻底退出势在必行(3)

12月13日0时起，“通信行程卡”服务正式下线。
【四问】
健康码将来会如何调整？
专家：完成防疫目的后退出是必然
同为“数字抗疫”时代产物，行程卡取消后，健康码何去何从？
王锡锌指出，健康码是以个人信息处理为基础，结合大数据对个人疫情传播风险的评级和画像，实际上是数据权力与抗疫过程中行政管理权力的结合，其唯一正当化的使用目的就是进行疫情的风险管理。
“新十条”发布后，多省市明确除特殊场合外，不要求提供核酸阴性证明和查验健康码，健康码防疫功能正被弱化。“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重大调整，许多地方已不再查验健康码和核酸阴性证明，它的功能已明显弱化，所承载的抗疫功能和使命基本已宣告完成。”王锡锌说。此外，随着行程卡取消，行程轨迹数据没有了数据源，健康码的部分功能也会随之消失，比如弹窗3。
王锡锌认为，当防疫目的完成后，健康码退出历史舞台将成必然。他指出，与行程卡不同，健康码处理了大量敏感个人信息，包括身份信息、生物识别信息、轨迹信息、地理信息等。这些信息合并起来会对个人进行更加精准的数据画像，对个人隐私、安全等重要权益产生很大影响。“此前推广健康码主要是考虑到疫情防控这一公共利益，如今防疫政策调整后，这个平衡需要重新评估。”
此前，有地方把健康码与医疗、公共交通、政务服务等功能融合，拓展了更多应用场景，如电子健康卡等。对此王锡锌并不认同。
他指出，健康码唯一正当化的使用目的就是防疫，如果将其拓展到其他方面，首先违背了其本身目的的正当性。其次，健康码采集敏感个人信息，依据的是《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擅自变更有违背法律的风险。
“健康码数据用于防疫之外的目的不仅违背法律，也违背科技伦理。”王锡锌说，非常手段只能用于非常目的，如果不能坚持这个原则，擅自将健康码移作他用，也会对健康码系统的公信力造成影响。
记者注意到，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曾在2021年1月印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健康码管理与服务暂行办法》，第二十四条明确，加强个人隐私保护，为疫情防控、疾病防治收集的个人信息，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王锡锌强调，健康码退出后，其所对应的各类敏感个人数据也应得到妥善处理，避免被用于其他目的而导致个人隐私泄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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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锡锌：健康码彻底退出势在必行 | 学者评论
作为一种将数据、技术和政府权力深度集合的疫情防控应用系统，健康码将数字技术嵌入社会治理，是技术权力与国家权力深度融合的典型样本。近三年来，“亮码”“扫码”成为生活常态，“黄码”“红码”“弹窗”也成为很多人焦虑不安的生活体验，今后无疑也将成为最深刻的全民集体记忆。应当承认，在这一特殊时期，健康码以其技术与权力的强强联手，提高了疫情风险防控的国家能力；但随着疫情防控策略的重大调整，健康码彻底退出已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对一种治理工具的取舍，首先需要考虑其底层逻辑和运行机理。健康码通过采集个人身份信息、疫苗接种、核酸检测、场所等行程轨迹信息，集合大数据分析，对个人疫情传播风险进行画像，做出相关自动化决定，例如赋红码、弹窗等。基于这种数字工具的风险判定，进而管理主体采取相应的风险防控措施，如集中隔离、强制核酸检测、居家观察等。可见，健康码的底层技术是对社会成员的大数据监控，通过大规模、持续化、高强度的监测、评价和管控，进行风险防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