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木兰表示情绪稳定，道士们表示不明真相，那电影怎么办？(11)

就国内的政治生态而言，武汉黄陂区显然是一级人民政府，中国道教协会更是带有鲜明官方色彩的宗教团体——这种“国”字头的社团在官方体系中享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和待遇，他们的声音往往因为宗教的敏感性和“统战”的重要性而尤其被重视。事实上，道协在发出否认声明时也指出，《道士下山》制片方之前与道协有沟通，并按照要求对于剧情做了修改，因此道协对于影片持有包容心态——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宗教界对于电影界的影响，按此逻辑，如果不按照他们要求修改的话，你根本放不出来。

从西方的经验来看，关于创作尺度的问题，主要是通过社会舆论、司法实践等层面来实现的，行政权力尽量躲在幕后，社会各族群对于文艺作品的不同意见，也尽量通过协商解决，实在不行，也可经由司法路径，在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下解决冲突——此处须谨记齐格蒙·鲍曼的名言：“每一次对社会和文化多元主义及其在政治上的发言机会的攻击……都使得大屠杀规模的社会灾难发生的可能朝前迈了一小步。”

说到这里，只想再说一句，在中国拍电影真的不容易，都是大爷，就电影是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