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之外，在生命最初……

我的父亲程纪仁先生是大学中文教授，他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老师，他告诉我，我小时侯认识的第一个字是“人”字。我想，从小时候我就对“人”充满了好奇。我看的第一部电影《春苗》是父亲带我去的，是在电影院的放映室，幼小的我觉得银幕好远好远。那个时候，我没想到，我会在1986年成为一名电影放映员，在电影院一呆就是七年。放映机前忽闪忽闪的光影陪伴我度过了漫长而又沉寂的岁月。年轻的我疯狂地写着小说，期待不一样的日子的到来，尤其是1990年的严冬，如果没有我的母亲刘尚珍，我的老师艾小元的支持，或许我已经放弃了生命。而那些日子里，另外一些年轻的人跟我一样都在经历着自己不同的人生。等待，绝望，再等待，几乎成了生活的全部内容。
2001年3月，应李宏杰的邀请，我开始在《通俗歌曲中国摇滚第一刊》开“独立时代”专栏。通过和独立电影导演的对话，我开始梳理这些新导演的电影创作历史。一年多的时间里，得到了很多朋友的肯定。没有这个刊物，和编辑李宏杰的支持，我想，也不会有现在的这本书的构想。
我还记得在电影学院第一次看到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的情形，我充满了一种不安的震动。为什么不安?是因为它的尖锐;为什么会震动?那是因为我在他的电影中看到了和我一样的真实面孔了，影片中的女主人公对着镜头长久地凝视，让我想起了我童年在嘉陵江边看河流远去的情形，当然我不仅仅看见有人，还有河床两边白茫茫的芦苇。
后来我看到了更多的影片，看到了《小武》、《苏州河》、《儿子》、《东宫西宫》、《阳光灿烂的日子》、《长大成人》、《极度寒冷》、《安阳婴儿》、《鬼子来了》、《站台》，看到了更多打动我的面孔。尽管有很多影片是以“手抄”或者“地下”的形式看到的。章明、姜文、张元、王超、路学长、娄烨、王小帅、贾樟柯以及本书中收入的其他导演，我相信他们和我一样，是属于有“我”的记忆的生在1961—1970这个时期的一代人。我并不喜欢“一代人”这个称谓，不喜欢把大家捆绑在一起，因为大家有太多相似和不相似的地方。我们现在的职业都是电影，可是每个人电影又是如此的不同，我们开始用“我”的眼光来看世界，看人。
1995年，我在上海的《电视电影文学》上发表了小说《生于1966》，唐明生主编在一堆自然来稿中发现了它并及时的推出。然后我带着小说来到北京，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我的小说给老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的主考官同时也是我大学四年的主任教员夏汉碧老师力排众议录取了我。考试的时候，我借住在师兄邱泳波的宿舍，我的考试过程，则被他的同学贾樟柯和顾峥用摄象机记录了下来。我没想到几年后贾樟柯会成为新一代导演中的代表人物。那个炎热的夏天，高考结束之后，我还去巫山的《巫山云雨》拍摄现场拜访了导演章明和主演张献民。那年夏天，我发现自己离电影很近。在我曾经沉沦的生命里，有很多人一起伸手打捞了我。
2001年11月，就在我开始和黄鸥一起做这本书的时候，我的恩师夏老师离开了我们。在我上学的四年过程当中，夏老师对我的要求是全班最严的，很少给我高分。我知道，她对我有很多的期待。而我的毕业剧本《生于1966》最终得到了她的肯定。我永远记得最后一次见夏老师的情形，我把自己写的第一本书《国外后现代电影》送给她，那时她大病初愈，她收下了我的书，安详地看着我，久久不语。我没想到，那竟然是我和夏老师的最后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