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母的陪伴下成长

今年清明节，疫情高峰刚过，哥哥从北京回到重庆，我们五兄妹一道，去华夏陵园为父母上坟。蒙蒙细雨中，我们并排站在父母坟前，看着墓碑上父母慈祥的照片，我们照例轮流向父母汇报近来的学习生活情况。
 
父母是同乡，也是同事。他们是在外公创办的江苏海门六甲小学教书时认识的。父亲教语文，母亲教数学。作家冰心和张恨水曾当过他们的老师。1945年抗战胜利后，23岁的父亲到抗战陪都重庆读书。上海机场工作的亲戚，帮父亲买了一张飞机票，飞到重庆珊瑚坝机场上空时，遭遇大雾，不能着陆。每个乘客写好遗书，飞机一直盘旋，汽油快用尽时，长江上的大雾终于散开，飞机摇摇晃晃地落了地。1947年父亲毕业后，在长安厂找到一份工作，母亲为了爱情，背井离乡，辞别亲人，不远千里，来到重庆，和父亲组建了新的家庭。

我们五兄妹都是50后，我是老三，母亲考上西南工业干部学校时怀上我。我生来爱学习，感恩母亲的胎教，怀胎十月，我每天藏在母亲的肚子里，在教室听课长大。为了生我，母亲牺牲了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没有获得干部学校的毕业证书，母亲被分配到长安厂幼儿园工作。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在家里主管养育，穿暖吃饱，看病吃药，饭前洗手，注意冷暖，按时吃饭，按时睡觉，这些健康的生活习惯，受母亲影响多一些；父亲主管教育，读书学习，课外活动，受父亲影响大一些。
 
记得父亲给我们讲爷爷的故事，上世纪初，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后，爷爷为了追求强军救国的梦想，报考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是叶挺和傅作义将军的校友，是步兵科三期四连白崇禧和张治中将军的同班同学。爷爷在旧军队中当过团长，是身高一米八的威武军人。我看过一张爷爷身着军服、腰佩军刀的照片。
 
还记得有个星期天，父亲带我们去观音桥逛新华书店，买了《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回来在屋后黄桷树下给我们解读，让我们对诗歌散文产生了兴趣。姐姐和我的作文常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诵读，我们先后成为长安小学的少先队大队长，成为邻居们常夸奖的“好孩子＂。父亲还带我去长安厂打乒乓球，后来，我成了长安小学和五里店中学的乒乓球队队长。
 
在十年文革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我们五兄妹先后全部下乡，更加重了父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父母每月给我们每个人寄10元生活费，同时写信鼓励我们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有次生产队的会计看到我母亲写给我的信，这个村里最有文化的人反复唠叨，竟然不相信我的母亲钢笔字写得如此漂亮。我和姐姐妹妹同在一个知青点上，姐姐是赤脚医生，我是代课老师，妹妹是宣传队员。我被抽调到四川省知青办宣传教育处筹备四川省知青代表大会，姐姐成为万县地区的知青标兵。当时随重庆市知青慰问团采访的作家、四川外语学院中文系郭久麟教授，在《重庆日报》上发表了《五通山下女医生》的长篇通讯，报道了我姐姐的事迹。有一天，在长安中学担任读报员的弟弟刚好读到这篇文章，同村知情的同学马上喊了起来：＂这个赤脚医生就是他的姐姐！＂
 
文革结束后，我们五兄妹先后回城。77年恢复高考，父亲辅导语文，母亲辅导数学。我这个初中生，经过四次高考，终于如愿走进大学校门。我家五兄妹，有四个考上大学。我们安家后，父母又十分关心孙辈的养育和成长。我们五兄妹不断学习进步，姐姐担任过重医二院团委书记，重医护校老师，重医一院纪委书记，退休后又自考法律本科，取得律师资格证书，担当起主持正义、为农民工讨薪的社会责任；哥哥成为长安集团二工厂副总工程师，荣获兵器工业部科技进步奖，成为享受国家津贴的军工专家。我所在的国企破产下岗后，父母又鼓励我下海再就业再创业，使我逐步走出困境，担任了重庆市饮食公司老四川牛肉分公司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