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双慧眼

萧伯纳的剧本《巴巴拉少校》里边有这么一场戏：
工业巨头安德谢夫老爷子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儿子斯泰芬，问他对做什么有兴趣。这个年轻人在科学、文艺、法律等方面一无所长，但他说自己有一个长处，就是会明辨是非。老爷子很生气，觉得明辨是非这件事难倒了一切科学家、政治家、哲学家，怎么你什么都不会，就会一个明辨是非？
小时候，我觉得一个人能明辨是非不难，一切不都是明明白白显而易见吗？不管怎么说明辨是非也是一个优点，他老子怎么会生气而不是喜出望外呢？
那时候，我确信自己是个好人，对世间万物都有确切无疑的判断：这个人是好人，那个人是坏人；你是个坏学生，他是个好学生；你做得对，他做错了……在那时候的我眼里，万事万物非黑即白，没有似是而非，也没有灰色地带。
看电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搞清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国产片好人坏人都自带标签，不会搞错，但外国片就比较难了，外国人长得都差不多，真不好区分。记得看《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时，搞清楚德军是坏人、南斯拉夫游击队是好人后，我真是长舒了一口气。好坏人不搞清，怎么能心安理得地看电影？
活着活着，我就越来越胆怯了，越来越不敢轻易下结论评是非了。我这才知道，是非中间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界限，搞不好中间还有一大片灰色地带。而且，也没有人具备全能的上帝视觉，你根本无法看清楚事情的方方面面，那怎么能做出准确的评价呢？
原本我还以为我很小的时候就具备了明辨是非的能力，没想到越大越糊涂，越活越回去了。
有一件事印象深刻。

历史书中学到的林则徐，是虎门硝烟的民族英雄，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伟人。后来看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书籍，知道伟大的林则徐受限于传统腐朽认知的束缚，闹出了“洋人上岸不能走路，吃不到茶叶大黄会腹胀而死”等笑话。
——“一至上岸，该夷则无他技能；知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
——“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
当年看到这些时，我是不敢相信的：一个敢于睁眼看世界的英雄，怎么可能得出这般可笑的结论？难道真是历史的局限？
我无法相信，但林则徐的高大形象突然间在我心里就矮了几分。
后来，看到有人从一个新的角度解读林则徐，我感觉好像解答了我多年来的一个困惑：其实林则徐当年的想法，可能并不荒诞。
当年鸦片战争时期，英军到过舟山和定海，但后来又撤走了。为什么呢？答案是除了人民的英勇抗争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非战斗减员。
英国随军记者奥塞隆尼曾在《对华作战记》一书中对1840年7月13日—12月31日英军在舟山的疾病状况作了详细记录，据不完全统计（仅有陆军部分，缺少海军记录），英军因病死亡448人，其中死于痢疾者218人，死于间歇性发烧者91人，死于腹泻者70人，其余的为各种不知名的疾病致死者。
也就是说，英军单在舟山就非战斗减员448人。
我们这边，定海保卫战等资料也记载了当年定海居民确实执行了坚壁清野的战术，拒绝向敌人供应粮食、蔬菜和鱼肉，并堵塞水井，污染水源，对英军造成极大杀伤。
整体来看，到1841年1月，英国4000人的军队只剩下1918人，当然这不包括义律在1840年11月前往广州谈判时带走的部分部队，但这部分人数极其有限。这样算来，英军在半年内竟然损失了1000多人。
也就是说，4000英军，1000多人非战斗减员，这个比例很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