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
2024-01-19 来源:你乐谷
在我的大半生中,搬过很多次家,而在搬家过程中发生的一些事,也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印记。
我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出生在南温泉仙女洞旁边的重庆第十中学。1957年我三岁时,母亲从十中调往黄桷垭的重庆第四女子中学担任教导副主任,于是,我家就从南温泉搬到了四女中。由于当时年幼,对这一次搬家几无印象,后来听母亲说,我是被滑竿沿着黄桷古道抬上山的。
南温泉仙女洞
当时的重庆四女中(现重庆二外)由袁家花园、孙家花园、童家花园、员工宿舍、灯泡厂五个部分组成,毗邻涂山湖畔,风景如画,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这三个大花园解放前都是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别墅区,袁家花园是一个姓袁的大地主的庄园,孙家花园和童家花园都是大资本家的住宅区。童家花园主人的弟弟解放后还曾做过四川省的副省长。
这次搬家到四女中时,我才三岁,当时进了四女中的托儿所。然后又上了位于黄桷垭镇旁的黄桷垭小学。当时从四女中到黄桷垭小学约有1.5公里的路程,由一条比较简易的土公路连接,我上学就沿着这条公路步行到校。那时,公路两旁是青葱一片的麦田或稻田,田间又夹着小块小块的油菜、青菜地。紧挨着稻田的是美丽的涂山湖,微风吹来,湖水荡漾,好一派优美的湖光山色。
当时从四女中到黄桷垭的土公路上,汽车极少,偶尔才能看到一辆老式卡车驶过。在记忆中,那时经常有一辆马车往来于这条公路上,赶车的是一个嘴瘪瘪的中年大叔,他挺爱逗我们这些上学的小孩子,有时还边走边给我们讲故事,我们都叫他“瘪嘴大叔”。
在四中刚念完初二,我就去云南支边了。1982年,我从西南师范学院(现在的西南大学)毕业后,又分回到四中教书。那时,我住在妻子的家里,那里是位于黄桷垭正街(现在的老街)旁一条小巷里的一个独院,门牌是黄桷垭文峰段一号。这个独院是黄桷垭税务所的办公室兼宿舍,除办公室外,还住着三家人。因我的岳父母以前都曾是税务所的职工,所以我的家就安在了这里。但这个独院是一个海外华人的私人房产,改革开放后,按国家政策,这所独院要归还给房主,于是房管所就在黄桷垭正街给我们安排了一间位于二楼的两居室,由于是老房子,我的新家只有十多平米。1983年4月,我就有了第一次搬家。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人们的居住条件都很差,厨房是三家人共用,无洗澡间,更无卫生间,洗澡在木盆里洗,大小便用“尿罐”。每天早上,我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提着“尿罐”沿着正街到二百多米外的公厕去“倒尿罐”。清早,正街上也经常响起收粪农民“倒尿罐”的叫声。在黄桷垭正街居住的六年里,我家还发生了一件非常惊险的事。
那是1988年的一个夏夜,当晚全黄桷垭都停电。妻子在床边的床头柜上点着蜡烛,在床上给儿子讲故事,我和一个邻居坐在楼下歇凉聊天。妻子和儿子入睡前忘记吹熄蜡烛,夜风吹倒蜡烛,引燃了蚊帐,风助火势,大火很快就燃烧起来。我在楼下看见窗户里闪着红光,叫声不好,与一个邻居飞奔上二楼,冲进房间,见蚊帐已被点燃,火舌正往木质的天花板上冲,妻子和儿子被包围在火里大哭。我迅速扯下蚊帐,阻断大火向天花板蔓延的道路,邻居们手提水桶向还在燃烧的床上一桶又一桶的泼水。几分钟后,火被扑灭,但妻子和儿子都被轻度烧伤。万幸的是,当晚我就在楼下,如果我外出,后果不堪设想,不但家人会罹难,黄桷垭正街的所有木质房屋都会“火烧连营”。
我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出生在南温泉仙女洞旁边的重庆第十中学。1957年我三岁时,母亲从十中调往黄桷垭的重庆第四女子中学担任教导副主任,于是,我家就从南温泉搬到了四女中。由于当时年幼,对这一次搬家几无印象,后来听母亲说,我是被滑竿沿着黄桷古道抬上山的。
南温泉仙女洞
当时的重庆四女中(现重庆二外)由袁家花园、孙家花园、童家花园、员工宿舍、灯泡厂五个部分组成,毗邻涂山湖畔,风景如画,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这三个大花园解放前都是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别墅区,袁家花园是一个姓袁的大地主的庄园,孙家花园和童家花园都是大资本家的住宅区。童家花园主人的弟弟解放后还曾做过四川省的副省长。
这次搬家到四女中时,我才三岁,当时进了四女中的托儿所。然后又上了位于黄桷垭镇旁的黄桷垭小学。当时从四女中到黄桷垭小学约有1.5公里的路程,由一条比较简易的土公路连接,我上学就沿着这条公路步行到校。那时,公路两旁是青葱一片的麦田或稻田,田间又夹着小块小块的油菜、青菜地。紧挨着稻田的是美丽的涂山湖,微风吹来,湖水荡漾,好一派优美的湖光山色。
当时从四女中到黄桷垭的土公路上,汽车极少,偶尔才能看到一辆老式卡车驶过。在记忆中,那时经常有一辆马车往来于这条公路上,赶车的是一个嘴瘪瘪的中年大叔,他挺爱逗我们这些上学的小孩子,有时还边走边给我们讲故事,我们都叫他“瘪嘴大叔”。
在四中刚念完初二,我就去云南支边了。1982年,我从西南师范学院(现在的西南大学)毕业后,又分回到四中教书。那时,我住在妻子的家里,那里是位于黄桷垭正街(现在的老街)旁一条小巷里的一个独院,门牌是黄桷垭文峰段一号。这个独院是黄桷垭税务所的办公室兼宿舍,除办公室外,还住着三家人。因我的岳父母以前都曾是税务所的职工,所以我的家就安在了这里。但这个独院是一个海外华人的私人房产,改革开放后,按国家政策,这所独院要归还给房主,于是房管所就在黄桷垭正街给我们安排了一间位于二楼的两居室,由于是老房子,我的新家只有十多平米。1983年4月,我就有了第一次搬家。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人们的居住条件都很差,厨房是三家人共用,无洗澡间,更无卫生间,洗澡在木盆里洗,大小便用“尿罐”。每天早上,我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提着“尿罐”沿着正街到二百多米外的公厕去“倒尿罐”。清早,正街上也经常响起收粪农民“倒尿罐”的叫声。在黄桷垭正街居住的六年里,我家还发生了一件非常惊险的事。
那是1988年的一个夏夜,当晚全黄桷垭都停电。妻子在床边的床头柜上点着蜡烛,在床上给儿子讲故事,我和一个邻居坐在楼下歇凉聊天。妻子和儿子入睡前忘记吹熄蜡烛,夜风吹倒蜡烛,引燃了蚊帐,风助火势,大火很快就燃烧起来。我在楼下看见窗户里闪着红光,叫声不好,与一个邻居飞奔上二楼,冲进房间,见蚊帐已被点燃,火舌正往木质的天花板上冲,妻子和儿子被包围在火里大哭。我迅速扯下蚊帐,阻断大火向天花板蔓延的道路,邻居们手提水桶向还在燃烧的床上一桶又一桶的泼水。几分钟后,火被扑灭,但妻子和儿子都被轻度烧伤。万幸的是,当晚我就在楼下,如果我外出,后果不堪设想,不但家人会罹难,黄桷垭正街的所有木质房屋都会“火烧连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