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子的热爱

我和房建武先生认识，是通过他给山大图书馆捐书的事情，加了微信好友。看他的朋友圈，尽是诗情画意的生活，游山乐水、种花摘瓜、访友看展、品茗读书……，有洒脱的田园之乐，也浸润都市的文明，处处透着那么一股闲适与惬意，让人觉得他是个被生活温柔以待、反过来也善待生活的人。
直到我看到他在短时间内出版的两本散文集《麦子熟了》、《行走的麦子》，才把对他的羡慕转化为佩服，在他看似云淡风轻的生活中，深藏着记忆的累积和潜心的思考，然后他又用辛勤的笔耕把这累积与思考记录下来分享给大家，这不仅是善待生活，而是回馈生活了。

 
鲁迅说过“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那是指没有情感连接的人类。对于有着相似记忆、相近环境的人们，之间是非常容易唤起共情的，否则也不会有“同病相怜”、“同仇敌忾”等成语的出现。我读房先生的《麦子》丛书，常常会有“心有戚戚然”的感觉，这种感觉孙基林教授在《麦子熟了》中的序言中也提及过，房先生的年龄比孙教授小，比我大，由此看来，与《麦子》丛书产生共情的应该是“60”、“70”两代甚至更多人了。
 
我自小生活在鲁西平原上，那里的麦田距离房先生的麦田有近千里之遥，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鲁西与胶东方言有很大差别，按说我们在民俗风情方面也会有所差异。但是我们的麦子是相同的，相同的饮食结构会形成相似生活习惯，相似的生活习惯又会形成相似的民风，特别是我们又生活在相同的时代。因此，当看到房先生书里的“赶大集”、“赊小鸡”、“爆米花”、“大鼓书”、“露天电影”等内容，相信不仅是我，所有从黄河流域的平原乡村走出来的中年人，都会引起无限的童年回忆。还有书里描写的人物，无论是“痴奶奶”还是“老全头”还有“花大婶”，其言行举止中透出的淳朴善良，不就是我们村里的邻居们吗？越读越亲切，越读越温暖，遥远的记忆从模糊到清晰，脉络越来越长。
 
 
 
读了“赊小鸡”一章，我联想到了“赊剪刀”，房先生书里没有写到的一种比较玄的销售方式：当麦子价格很低的时候，村里会有外乡人来赊销剪刀，剪刀质量很好，但价格奇贵，更诡异的是收款时间，不是秋后，也不是来年，而是是等麦子涨到某某价位的时候，因为那个价位高的离谱，多数乡亲觉得不可思议，所以勇敢地赊。但是没多久，或许是一两年，麦子价格真的涨到了那个价位，外乡人悠悠然地来了，收款的同时又留下一批剪刀，说等麦子降到某某价位再来收款。此等生意账期之久和不确定性今为罕见，在那时看来颇具有传奇色彩，但现在回头想，赊剪刀人不过是利用了起伏的经济规律而已。
 
房先生在“赊小鸡”文末里提到很多“赊销”行业的消失是因为诚信的普遍缺失，关于这一点我有不同的想法：过去“赊销”行业之所以盛行一是因为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特别是农民手里现金不多，流转不灵活，导致买卖不方便。另外一个很大的因素是乡村居民的稳定性，那时乡村里祖祖辈辈居住在一个固定地点很少动迁，十里八乡的人也差不多都认识， 人们对近邻的为人处世和言语行动在道德上有记忆、追溯、和监督性，“诚信”不仅是一种品格，是名声信誉，更是软实力，往小里说一家人信誉不好会影响日常生活，往大处说能影响子嗣姻亲。如今人们移居动迁变得频繁，一生中至少搬几次家换几份工作，无法积累长期信用，“诚信”很难用“名声信誉”来背书，只能通过法律制度来规范。但到了信息时代，个人信用可以通过网络查询来辨识，可以很好的解决“诚信”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