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不易出城更难

进城的梦想，大概从我们这一代乡下人开始觉醒。只是那时候高考制度还没有恢复，乡下人进城拿工资吃商品粮既是痴人说梦，现实中也难于上青天。
我们这一代乡下人的父辈们基本上都是文盲，援引我父亲活着时候常说的一句话：“扁担靠在墙上是个1字都不认识”。这些一字不识的农民从小就跟着自己的上一辈人面朝黄土背朝天，奔波于风雪途中谋生，在泥巴里抠碗饭吃，都曾有过饿肚子的经历。他们那时没心情遥望城里的月亮，累得夜里睡觉都“哼哼”呻吟着，连抬头看看自家泥巴窗台外月亮的力气也没了。农村家家户户靠“鸡屁股银行”换得油盐酱醋，甚至连醋也舍不得买，他们大慨也舍不得把卖一个鸡蛋六分钱，攒一篮鸡蛋换来的钱花在进城的车票上。我是参加高考，才第一次到了县城，亲眼目睹了多少回梦里猜想的“城里”是个啥模样。

四代翰林人家也就这模样
其实，那时代城里人也很伤蛋，虽说他们拿工资，端的是国家商品粮饭碗，可肚子里的油水还是凭票供给的。我小时候，记得父亲秋冬季就进城，去我一个住在省城郊区贾大郢的舅舅家，帮他家盖房子。直到下雪天才回乡下，人整个瘦了一圈，也并没有带回来什么好玩好吃的东西，只有几件破旧的衣裳，我母亲接过来洗干净，缝缝补补给家里人穿。父亲一个冬季在“城里”，帮舅舅家盖房子，回家空着两只手，让我好失望。我忍不住咕哝着入冬后给舅舅写过信，让他给我买支玩具手枪。他没有跟你说吗？父亲抚摸着我的头，俗言又止的样子。许多年以后，我端了很长时间的国家饭碗，我姐姐才跟我讲：“当年父亲把舅舅的双枪都缴了，他还会给你买‘枪’吗？”我舅舅年轻时候算得上是个风云人物，义气胆大有号召力，两派人械斗他是其中一派人的头。有一段时间他跑到他乡下大姐、也就是我母亲家躲了几个月，风头过后，我父亲送他回城，在三河街小南河桥上趁他不备，缴了他腰间的两把盒子枪，扔到河里。
腰里没了硬家伙的舅舅似乎真的老实了，给我找了个郊区的舅妈种菜过日子，前年80岁过生日，我女儿陪奶奶送咸鸭蛋给他，他还讲起当年如何在三河小南河桥上被大姐夫缴了双枪的事，三个月后就去世了。
 
城里人的饭碗里油水也是不多的，苦累中还有些想不到的危险，进城有什么好？我们乡下小孩子冬天放寒假口袋揣着几分硬币，“掼墙巴”天天快欢。一个夏天早晚光着屁股下河塘里摸鱼捉虾，运气好时还能摸到老鳖，就是没菜籽油烧这些鱼鳖。城里是城里，乡下是乡下，我们也没有特别向往城里。
我们对城里月光的渴望，缘于我们金牛中学有两个人考上南开大学：一个叫王能生，一个叫吴新春。他们俩放飞了我们那一带乡村少年进城的梦想。周总理那句“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发奋读书”，兼之以我们两位杰出同乡考入周总理母校深造、前途无量的宣传，我们全都疯了一样冲向高考独木桥头，惨烈而又激情。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连我也熬成了一个刻苦学习的榜样。有什么办法，乡下人进城除了当兵，只有考学，天上掉别的馅饼也砸不到我们贫下中农孩子头上，所以，挤破头也要挤上独木桥。
 
挤过独木桥的，就像中了彩票，挥别乡村前，要请电影队来家门口放几场电影，还要请亲朋好友来家里喝喜酒。我怀揣着父亲给的60元钱回金牛中学，找到语文老师张玉武，他站在学校大门口喊路过的老师们到街上饭店喝喜酒。我们有幸挤过高考独木桥，兴高彩烈地端上了国家商品粮饭碗，拿工资、上班，人模狗样的活着，也未见轻松。我在一家国有企业当团委书记时，记得很多年轻大学毕业生结婚时，真正是徒有四壁。安师大毕业的李开将与陈圆圆结婚，我陪李开将将两张单人床搬到一个木匠那里，花了两包香烟，请他拼成一张大床。我大学毕业10年了，终于有机会挤进省城，交了1500元“城市增容费”，那差不多是我两年才能存下来的钱，却很幸福状交给了这个城市，继续在这个陌生的城里上班、打拼、漂泊，有一段时光还成了“午夜街头一条流浪的狗”尝尽了辛酸苦辣，体验了人生百态，怎一个悲凉所能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