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那些事

打工这个词，在中国至少流行了三四十年，从城市到乡村，男女老幼皆耳熟能详。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有计划的往外走开始，一直都今天，许多农村家庭拖家带口来到先辈们曾经想都不敢想的大城市为止，这几个年代的人口迁移与回流，繁荣了国家的经济，也中饱了百姓的私囊。让“打工潮”，“农民工”，“春运”这些词，具有了鲜明的时代性。
我打工生涯的第一站，有幸来到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第一次到上海来正式打工，就是我在《从宿州到上海》文中所说的“站火车”那一次，我上海的朋友给我找的那份收银的工作，并没有成为现实。等我去的时候，不知为啥，人家说没有招过什么收银员，其实我从他们看我的眼神，就知道为什么他们那时忽然就不招收银员了，大约也像一个朋友调侃的那样，“太早的引领了时尚”脚上那双“黑丝袜”让他们不敢有非分之想，自然是“惹不起躲得起”的心理作了祟，总之我与这份我心目中“高大上”的工作成了擦肩之缘。
我自己摸索着一路走回朋友的公司，朋友那时在共和大厦开了一个小公司，做市内快递，也叫当天件，那时快递行业在上海也还是新兴行业，我不能做的原因是对上海的地形不熟，而且公司的规模小，就几个人。市内快递的意思大概就是，比如客户从浦东陆家嘴上午十一点有个文件当天下午五点下班前要送到普陀，通过邮局来不及，只能出高价找人力送过去，于是市内当天件应运而生，能做当天件业务员的人需要一定的文化程度，辨识路牌路标的能力，另外还要熟悉上海的地形。这也是为什么当时外地年轻人到上海来做个普通业务员都有试用期的原因。有的人十来天就能独立工作，对于部分一个月都不敢上路的业务员，没办法，试用期一过，拿了试用期工资走人。朋友自己负责调度，就是几个员工谁在什么位置都在她的脑子里，每个人就近接单，员工工资就是客户出的快递费与公司四六分成，公司拿四，员工拿六。
我做不来调度，也做不了业务员，所以只能出去找工作。
朋友把我介绍给了她的两个新疆朋友，他们是做中介的，姐弟两，姐姐李伟，弟弟李新，我在这里提到他们，是因为这姐弟两曾经在长相和性格特点上彻底颠覆过我的认知。姐姐李伟，矮矮胖胖，五大三粗，公鸭嗓，很短的小平头，永远运动装，走路两条腿天然外叉，摇头晃脑，哪有一点女人的样子？弟弟李新，体态苗条，白白净净，说话吴侬软语让人听了骨头酥软，小中分头发干干净净，白衬衫塞进黑色或者茶色的西裤里面，脚穿咖啡色休闲鞋，举手投足女人味十足。看到他们，就第一次强烈的感觉到造物神奇，这姐弟两把遗传和变异的物种现象诠释的如此真实贴切。
他们中介门面在中华新路上，我拿着朋友给我的地址自己找过去，当时李伟一个人在，朋友是提前打过招呼的，所以很客气的把我迎进去，坐在里面唯一的一张凳子上，开始翻她手上的黑本子，在上面找各种用工资源。大约是有一个字她自己都不认识了，递给我让我帮她看，我才发现，那字形字体绝对是“龙飞凤舞”到了极致。毫不夸张地说，我能认出来的不超过一半，很遗憾的还给她，她笑笑，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说:“父母死的早，我和弟弟两个人加起来没读三年的书。”随手点上一根烟，接着说，“怎么办呢，要活着，我十九岁就把弟弟带出来了，一口气跑到这个地方，瞎眼混到现在，活着就最好了……”这一番话，让我对她彻底的刮目相看，果然是“人不可貌相”。后来她带我去控江路的一个小餐馆，那里招“切配”，路上她跟我说，到了，如果老板问你，有没有做过，一定不要说没做过。
我茫然的点点头，因为“切配”是干嘛的，我那时都不知道。最终这份工作我也没得到，回去的路上我暗自庆幸，也难怪，瞎子也能看出来我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