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亭，那片并未远去的烟云(2)

突出的战绩是在1944年中条山战役国军败退时（当时陕军返回秦地整休，已经不在中条山了），任国栋作为上士，在虎牢关指挥80多名士兵阻击日寇，掩护国军有序撤退，殊勋可嘉。这两个人可算是龙亭人的骄傲。2016年，任国栋以96高龄岁去世。离世前，他已经获得过抗战胜利70周年国家奖章，算是洋县少数几个最为长寿的抗战老兵了。老百姓面对抓壮丁，大体上有以下对策：一是送人，就是男丁多的人家，自己身边只留一个儿子，其余的送给没有儿子的人家，这是最常见的情况；二是迁徙。男丁多的人家，干脆举家迁移到人烟稀少而有可以种地的山里，龙亭街上有三四个老户就是如此；三是躲兵。平时种地早出晚归，风声紧的时候干脆露宿野地；四是自伤剁掉右手食指，这个做法需要胆量，胆子小的做不到；五是“买兵”，就是本该自己当兵，自己惜命不愿意去，花钱找一个人代替自己去当兵。
当然，这是富家子弟才可以做到的事。这种“买兵”状况时有存在，当官的也是睁只眼闭只眼，能够完成任务就了事。为此，当时极少数不良子弟就专做这种勾当：不断地出卖自己，又不断当逃兵逃回，再“卖兵”，如此反复赚造孽钱，这大约就是战乱时期催生的一种邪门生意吧。随着抗战形式的严峻，征兵抓壮丁也由开始时的“三丁抽一”变成“二丁抽一”了。沉重的抓丁任务，不仅仅是龙亭百姓的灾难，对于镇公所的官员而言，都感觉到力不从心，穷于应付。只不过相对于老百姓，他们多少识文断字，有些家国意识。抓壮丁的许多强制手段，让这些当官的人都觉得太过头了。但是，上边下达的征兵任务之大，经常压得他们抬不起头，面对百姓人家的躲避、迁徙，甚至买兵和自伤，他们不得已只能采取极端措施：深更半夜堵在被窝里抓、新婚之夜抓、田间地头抓……当年万槐镇公所的的联保主任和保长们，在解放后被作为“历史反革命”，几乎无一例外地被长期管制，他们对自己在旧时代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
唯独对抗战时期的抓壮丁的事，虽然口中不敢抱怨，但是心中自有苦水。在抗战时期，他们遭受过龙亭百姓的怨恨甚至诅咒。但是，今天也应该肯定他们的抗战贡献。1980年前后，有人问过曾担任万槐镇联保主任的韩福德、担任过甲长的黄树德，他们都说当时征粮难，但是最难的还是征兵。这些镇公所的工作人员，一般识文断字，比普通百姓的家国意识强烈一些，征兵前肯定也要宣传抗战意义和“一人当兵全家光荣”，但是前线的高阵亡率，宣传讲道理根本无用，老百姓只知道当兵就是死亡，面对百姓的躲避、自伤、迁徙等常见的躲兵状况，最后不得已变成了“抓壮丁”了。当年龙亭吃公家粮的人，还有朱维杰、王建丰等万槐镇完全小学的教师，二人于四十年代初毕业于省立洋县中学。这在彼时的乡间，已经是学历够高的读书人了，毕业后被政府聘为公职教师。在服务桑梓任教期间，可算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真正做到了传道、授业、解惑。
除了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他们也向学生宣传抗日救国。当年万槐镇的征兵征粮，在洋县名列前茅，与龙亭的淳朴民风高度相关，而教师们的恪尽职守，客观上也起到了教化一方的作用。两位先生，后来都因为国民党员的身份和所谓的历史问题，被清理出“阶级队伍”，解除教师身份返乡做了农民，靠务农或做小生意糊口养家。晚年的两位先生，依然面色红润、开朗达观、思维清晰、儒雅仁厚而谈吐不俗，与普通农民迥然不同。两位先生都很长寿，这大约就是上天对他们唯一的眷顾与厚爱吧。抗战时期，陕军因为战绩卓著，打了许多胜仗、硬仗和恶仗，而被尊称为“中条山的铁柱子”。其实这些胜仗的背后，是这只军队近乎全部文盲的士兵们，不惜流血、伤残、乃至不计其数的阵亡牺牲换来的。龙亭大部分的农家子弟，在部队里都得到了成长。不仅英勇作战，而且品行也很良好，没有落下兵痞习气和其他坏毛病，杨顺恒、齐永邦、郭配常、杜香清、马洪武、任国栋，还有成百上千受伤致残、牺牲、失踪的万槐镇（龙亭）人，都是这样的好男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