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散文写成的一个电影故事

我喜欢电影的散文化，它有一种独特的叙说和抒情方式，也非常自我。
起初大约只是个别编导的一种文化偏好，后来逐渐成为作品的一种类型风格。
不再追求戏剧和电影里扣人心弦的情节紧张，以牺牲或淡化故事性的跌宕起伏为代价，更偏重意识流方式，舒缓的安静的展开记事。
正因为没有了情节的张力做支撑、来吸睛，对电影编导和主角的表演水准要求更高。
琐碎的片段化叙事，消退了编导对剧情掌控的欲望，你看到的就是你的现实。
真实性、真诚度和情绪的收敛尺寸皆为试金石。
蒋雯丽出手就不凡。
《我们天上见》这部影片的文学性出乎意料的浓郁，它的可读性超出了一部影片的价值。
好像带我们一起去拾起落在时光里的残叶，上面写着什么当初你并不知道。
现在似乎明白了一些，但还是有些困惑。
一首那个时代耳熟能详的歌曲“远飞的大雁”，用当时流行的口琴简单而缓缓奏出的时候，那个余味深长的结尾，使得整部作品具有一种触碰心灵的内在力量，禁不住让人潸然泪下。
影片的选材并不算新颖。
它讲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发生在蚌埠的一些事情：双亲不在身边的女孩小兰，与姥爷之间相互扶持，情感真挚的一段人生经历。
这种题材虽然自带感染力，也很容易给人以触动，但要打破同类型选材的窠臼，重塑出新的亮点来则很难。
影片形成的几个点是特别值得咀嚼的。
其一是祖孙相互扶持命运的反转。
小兰三岁那年，父母因为政治原因，被送到新疆的劳改农场，一去就是十年。从那开始，小姑娘被年长她八十岁的姥爷照顾。
小兰在姥爷的戒尺和关爱下翻着跟头长大了。
戒尺好像就是个隐喻。
破四旧立四新也好，文革砸烂多少人的狗头也罢，老辈人心中的戒尺始终屹立着，从未被动摇过。
影片里戒尺这个道具用得真好。
童年的小兰被戒尺惩戒出对错、是非感，从不理解的嗷嗷大哭，到主动拿戒尺申领处罚，一天天在长大。
某一天起，姥爷已经衰老到再难照顾外孙女，甚至很难再吞咽食物时，小兰拿起了戒尺，“逼”着姥爷吃一口。
那种细腻的温情，在一把小小的戒尺上满满的溢出。
戒尺也是一种宣示：中国人的伦理传统无论遭受过多少践踏，它都斑斑驳驳的保存了下来，依然是中国人族性里的一种本质。
眼睛能够晃动的布娃娃也成为细节上的亮点。
它是遭受委屈的小兰的玩伴、朋友、亲人，一种令人窒息的没有回音的孤寂感由布娃娃衬托出。
到再无力气陪外孙女走在生命的旅途，布娃娃抱在姥爷怀里，又成为无力无奈的姥爷的玩伴、朋友、亲人。
生命的无助，即便有爱也是悲伤。
小兰初练体操劈叉痛得大哭，八十多岁的姥爷在耍猴逗乐她。
姥爷已经衰老得不认人，长大的小兰坐在杠子上去逗姥爷。
这种生命相互搀扶的叙述，每一处心碰触到都是泪点。
姥爷对好人的定义就两条：不扯谎，多帮人做好事。
但一生活得端端庄庄的他，却扯了个时间最长、动作幅度最大的谎言。
姥爷一直模仿爸妈的语气往家里来信，为了安抚小兰，让孩娃别再去找爸妈，他又模仿他们的语气写信来要孩子听话，并时不时的以孩子父母的名义奖励孩子两个哈密瓜。
善良的谎言是对人性的讴歌，恰恰成为影片的动人的光彩。
影片最见功力之处，它对时代痛点的叙述是不动声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