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父亲(2)

父亲的蝴蝶牌手表，在我的记忆里印象是最深的。父母养我们兄妹三人，因为计划生育罚款，父亲当时把心爱的手表抵了帐（50元）。后来父亲又利用空闲时间搞副业，几个月后凑够55元，又买了一支蝴蝶牌手表。
戴了几年后，手表时走时停，时间也不准。我上学时拿到新铺街（黄金峡）上让人修理，虽然换了新零件，可是过不了多久，又是出现问题。由于修了很多次，也花了不少钱，最后再也没有去修理过。
（三）
那个时候经济条件不好，吃不饱穿不暖。农村有这么一句话：“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爷爷奶奶所处的那个年代，穿着自己做的土布衣服。奶奶纺线、织布，爷爷把织好的布拿到街上，染成黑色和蓝色，做衣服、缝被子。后来妈妈也学会了织布，直到现在，家里还有几床新的土布床单。
老家的条件非常艰苦：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耕地基本靠牛，治安基本靠狗。人们肩挑背磨，把家里的东西带到街上，换取钱后再买一点种子、化肥、油盐酱醋生活用品带回家里。
在我上三年级时，父亲从新铺街背回来一个大纸箱，刚开始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后来才听说是缝纫机机架。从家里到新铺街上有十四五公里，而且都是土路，更没有通村客车，运气好的话会遇到拖拉机，可以捎搭一段路。
父亲不会骑自行车，上街都是走路。父亲去金水、新铺赶集的时候很少，都是办完事立即回家。有的时候去新铺娘家（父亲抱养新铺李家），很少在那里住，不管拿不拿行李，时常摸黑回家。
后来父亲又带回来一个纸箱——缝纫机头。忙完农活后，父亲去请姑父来安装缝纫机，姑父耐心的教父母使用方法以及注意事项。父亲念着说明书，母亲踩着缝纫机，开始在废布上面练习，渐渐的熟悉了操作。
我和弟弟看到了，觉得好玩，也争着去踩缝纫机。弟弟用镰刀伸到皮带那里划了一下，为此事还挨了打。母亲用针线把皮带缝好，又将就着用了几年（那时候一根皮带两块多钱）。

买缝纫机主要是自己方便，标准牌缝纫机当时是220元，敦煌牌170元，所以父亲就在供销社买了一架便宜点的缝纫机。以前家里兄弟姐妹多，老大穿过后的衣服，老二老三接着穿。每次在街上买好布，让裁缝裁剪、锁边，拿回家自己缝。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母亲白天陪父亲干活，空闲时间纳鞋底，做一些鞋垫、布鞋。每年秋季时为家人做好棉鞋、棉衣、棉裤。一般衣服都是肩膀、胳膊肘、臀部、膝盖容易坏，所以买布时多买一点，补上补疤，为的就是结实、耐穿。
母亲用这架缝纫机，为一家大小缝缝补补，确实很辛苦。在寒冷的冬季，穿着母亲做的棉衣棉鞋，心里总是暖暖的。看着千层鞋底，再看着母亲那双粗糙的手，也不知道被针刺破多少次？父亲早出晚归，闲时搞点副业，用他们的勤劳撑起这个家！随着妈妈年纪大了，眼睛也花了，看不清穿针引线，直到最近几年，再也没有做过针线活。
（四）
父亲曾经下乡收过花椒、木耳，赚一点辛苦的血汗钱，货物都是用肩扛或者用扁担挑。有一次在去金水街的路上，被税务人员查住，让父亲把钱拿出来，还说要把秤没收了。父亲从口袋里摸了好几次，共掏出五十块钱（其实口袋里还有钱）交给税务人员，回到家里心情不好，没有吃晚饭就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父亲去村上找姑父，那个时候姑父在村上开商店，属于新铺供销社管。姑父给父亲开了一份证明，说给供销社代收，拿到新铺供销社盖了公章，随后父亲拿着证明去金水，才把钱退了回来。那个时候面皮两毛钱一碗，菜豆腐一毛钱，炕炕馍一毛。父亲每次上街，来回都拿行李，就是舍不得花钱吃一碗饭或者一个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