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之死

商鞅之死

本文核心词：
说起商鞅，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秦国的强大，由他一手缔造，但他却一直在“自掘坟墓”；他创造了令山东诸国都闻之色变的“虎狼之军”，但他也死于兵败，被五马分尸；他制定了战国时最完备的秦律，培养无数兢兢业业的秦吏，但他却没有为自己留条后路，败在自己的法律上。为大秦奉献了一切的商鞅，又为何会被秦惠文王赶尽杀绝呢？
一、生于忧患，幸无昏君
秦国自西陲发迹，与当时周天子无力镇压的犬戎拼得你死我活，甚至死掉了好几任国君，才有了一块安身立命之地。纵观秦国历代国君表，不难发现：秦国只有夭折早逝的国君，几乎没有祸国败政的国君，为何？就是因为秦人一直处于战祸之中，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亡国，因此生于忧患的道理，秦人从出生开始便知道了。
秦国的国君大都贤明，不仅审时夺度，会制定和转变国家大策，同时也发掘人才。在大秦漫长的五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国君善用人才，尤其是重用那些虽来自异国，但有真才学识的人，甚至许以高位，不看出身，比如流亡他国的由余、百里奚，都受到秦穆公的重要，在由余的帮助下，攻晋受挫的秦穆公正确调整方向，向西“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而在“五羖大夫”百里奚的辅佐下，秦穆公对内“重施于民”，使得秦人安居乐业，外则“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秦穆公得以位列“春秋五霸”之一。
二、百年盛衰，献公不屈
秦穆公时，秦国强盛一时，尽管老对手已成日薄西山之势，然而自秦康公起，共公、桓公、景公、哀公都折煞于晋国，此时的晋国竟然重新恢复活力，眼看百年基业难以维持，秦景公就算再有不甘，也只得与晋国重修“秦晋之好”，但秦因此也被晋遏制，“向东不能出崤函，争南不能及巴蜀”，好歹这时的晋国有“六卿”乱政，秦国就这样苟延残喘着，踉踉跄跄的走完了春秋之路，静静等待下一次崛起。
秦国的变强之路，除了秦孝公和商鞅之外，其实还有两个人起到了间接的作用，一个是当时的魏相李悝，一个则是孝公的父亲秦献公。“三家分晋”后，秦国的压力看似一下子变小了许多，但魏国却在魏文侯与李悝的带领下迅速成为战国初期的超级强国，不仅经常打压韩、赵，还吞并了属于秦国的河西之地。魏国的崛起与秦国的衰弱是相对的，面对魏国咄咄逼人的姿态，秦国只能一退再退，但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了。
秦国的困顿低落与魏国的蓬勃发展形成鲜明的对比，极大地刺激在魏国流亡的公子连，也就是后来的秦献公。而为了能重新带领秦国走向昌盛，公子连一方面用自己“储君”的身份，与魏国高层周旋，得到他们的支持，另一方面则是研究魏国的李悝变法，静等回国的机会。可能是老天怜悯秦国，就在公子连暗自蓄力时，秦国传来消息：秦惠公亡，即位的秦出公只有两岁，国政由其母把持，秦人苦不堪言。而此时的魏国的国君已经是魏武侯了，为了建立一个“亲魏”政府，魏武侯决定护送公子连回国夺政。
此时的公子连虽然急切想要回到秦国，但他明白，秦魏已是死敌，若答应魏武侯的护送，不仅自己无法对魏复仇，秦国也将再无出头之地，公子连不愿做有损于秦国利益的事，于是谢绝了魏国的护送，回到秦国后夺取了国君之位，并决心使秦国变强。经过一系列变法，秦国逐渐强大，尤其是秦献公十九年（前366）秦军解除韩、魏对东周王畿的威胁，得到周天子的赞赏，秦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秦人仿佛看到往昔的荣耀。而随后对魏战争中，秦军多次取胜，秦国昔日的辉煌，终于要重现了。
三、国士助秦，与之分土
尽管秦国在秦献公的带领下终于改变了国家贫弱的现象，但河西之地却一直没有夺回，秦献公抱憾而终，其子秦献公即位。秦献公与他的父亲一样，都是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而这时的秦国还不够强，百年基业，差点亡于秦简公等之手，“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为了重拾秦国霸业，逐鹿中原，秦献公发布了著名的《求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这一纸简短的文书，却代表了秦孝公的决心，也吸引了商鞅在内的“逐利”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