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内阁制度(3)

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大学士，内阁首辅杨荣
这一时期形成的很多规则让后来的内阁一直沿袭，内阁的成员通常有四至九人不等，少则三四人，多则七至九人。内阁通常有人在午门文渊阁值班，但一般情况只有一名内阁成员，采取轮流值班的制度，以应对皇帝任何的紧急事务或突发情况。内阁成员的选拔制度也是这个时候产生的，一般有两种，分别是廷推和特简，廷推就是事先确定好候选人，然后让高级大臣们投票选举内阁成员。特简就是皇帝特别挑选大臣进入内阁，在这个时期还是经常有皇帝使用特简之权。内阁一般设置办事人员若干，有内阁司直郎，品阶较低，一般为经过科举正途而且取得较高名次的人员，后来发展为设置内阁中书，至清代形成定制。
明代宗朱祁钰的景泰年间，王文以左都御史进吏部尚书后进入内阁，自此之后，诰敕房、制敕房俱设中书舍人，六部承奉意旨，内阁权力更大。虽有明英宗朱祁镇的正统末年的反复，可到成化年、弘治之际，内阁在已经成为足以对抗皇权的文官政府代表。
第三阶段：成熟
正德年间，武宗朱厚照所做多荒诞不经之事，导致后世对他批评较多，但也正是由于这一时期他疏于政务反而导致内阁权力极速膨胀。武宗初期，内阁三大重臣李东阳、刘健、谢迁被称为“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受到时人赞誉，他们三人配合恰当，关系融洽，使得政务处理顺利，行政效率高，政令得以下传，国家局势日益稳定，他们三人的内阁在名声上足以与三杨内阁并驾齐驱，不仅如此，他们三人在内阁发展史上的作用与地位也不逊色于三杨。

正德年间内阁首辅李东阳
至嘉靖初期，内阁的权力又有进一步扩大，为了代替因为大礼议事件而不得不下台的内阁首辅杨廷和，嘉靖帝特简在大礼议事件中支持他的张璁进入内阁，原本皇帝使用特简之权天经地义，令人意外的是，文官们居然集团反对，认为嘉靖帝坏了规矩，侵犯了他们的权利。这是由于嘉靖帝之前的皇帝已经许久没有使用过特简的权力，文官们长期通过内部的廷推决定入阁人选，所以嘉靖帝使用特简之权才会如此引起文官们的集体反弹。换言之，内阁从原来的内阁办事流程化进一步变为内阁成员选拔制度自主化，文官集团认为长久以来皇帝放任文官们内部决定入阁人选是已经默认了选拔内阁成员是文官们的固有权利。可以想见，被选出来的文官，不管他属于文官集团内部的哪个派系，他始终都是代表文官的利益。以此组成的内阁，便俨然能与皇权抗衡了。
当然，内阁选拔人员的因素有很多，主要看候选人的年龄、资历、名望、职位，还有很重要的一条，他的科举成绩，并且是不是翰林院庶吉士出身，如果是，那入阁可能性便大大增加。这一时期，内阁的地位在士林和官员心中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几乎已经将内阁看作宰相，称内阁成员为内阁辅臣，进入内阁就意味着名望上的巨大飞跃和进入帝国权力中枢，这使得官员们进一步对于内阁趋之若鹜。不过，这一阶段是内阁制度进一步趋于成熟，但也因此引发了文官集团内部残酷的党政和政争。
同时，明世宗朱厚璁改华盖殿为中极殿，谨身殿为建极殿，将大学士的朝位班次，列在六部尚书之前，地位大大提高。到嘉靖二十一年，权臣严嵩任武英殿大学士后，专擅朝政二十余年，内阁的权力已经完全与从前的宰相一样了。这在政治上真正意味着内阁的成熟。
第四阶段：顶峰
在经历了严嵩时期的大权独揽之后，内阁终于在万历初年登峰造极。万历初年，张居正在联合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排除了政敌高拱之后成为内阁首辅，此时万历皇帝年纪尚小，皇帝的母亲李太后十分倚仗张居正，张居正与大太监冯保的合作也十分愉快。内外廷的权力极其罕见的第一次结合，这使得张居正的权力达到了（在明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最著名的一件事情就是有来客去张居正家中，他逢迎张居正称之为“元辅”，即劳苦功高的宰辅之意，原本本朝不设宰相，这样的话公开说出来已经十分过头，但张居正居然说了一句震古骇今：“我非相，乃摄也”，意思即为我不是宰相，而是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