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童年成化帝妖风四起成化年(3)

但文官们的上言都是泛泛而谈，既无新意，又不具备可操作性，皇帝表面上对这些文臣们的进言表示赞许，实际上也是不置可否。虽然我们这位君主广开言路，但一旦文臣们的言论涉及到了他的私人兴趣，他也表示出了不耐烦，甚至是大发雷霆。我们的这位皇帝并不是像文臣们所期待的那样中规中矩，他对儒生们开展的经筵没有丝毫兴趣，他更厌烦日复一日、琐碎非常的礼仪、朝政，他跟他的祖父宣德皇帝一样更热衷宫廷生活，但他更进一步，也更荒诞。他除了对新奇的玩意儿感兴趣外，他还喜欢跟道士、僧人搅在一起，他不是一个阳光的人，他很阴郁，也很狠毒，不喜与人交流，他总是闷在宫廷里写字、作画、听戏，他更迷恋比他大17岁的万贞儿，在这个庞大的帝国他似乎是个局外人，只有万贞儿是他的全部。
朱见深小时候就没有受到父母的疼爱，他是个孤苦伶仃的人，唯一陪伴在身边的就是这位万氏，在他的个人世界里万氏就是一切，他的不自信，他的抑郁情绪都需要靠万氏来缓解。这位万贞儿并不是很漂亮，她有着男性的气质，喜欢戎装佩刀矗立在皇帝身旁，给皇帝以安全感，除此之外她的房中术大约也很好，能够把我们的皇帝牢牢地驭住。（可以遐想一番）
大明朝的官场有一个怪现象，就是全国官员数江西，江西官员数吉安，似乎明王朝的一小半官员都来自吉安这个地方。罗伦家境清苦，状元出身，他又是一个极端的理学教徒，成化二年（1466年）罗伦便开始发难。他攻击的对象是内阁首辅李贤，弹劾的话题是李贤在父亲死后不按规制守孝三年，只在家中呆了二个月的时间便回来了。
关于我国的文化传统这里就不讲了...
皇帝对于罗伦的上书不悦，当事人李贤也同样不悦。李贤有别的想法，内阁重臣陈文和彭时都是江西吉水人，属于罗伦的同乡，李贤很容易认为是陈、彭二人鼓动罗伦上书。李贤在英宗和宪宗两代皇帝心目中有着无与伦比地位，而且李贤对于消除英宗与宪宗父子之间的嫌隙，保证朱见深顺利登基起到了推动作用，朱见深自然视李贤为股肱之臣，现在有人弹劾李贤，这自然是朱见深所不能容忍的，朱见深将罗伦外放福建。朱见深的这一处罚是轻微的，它既没有起到震慑群臣的作用，反而激起了群臣抗辩，从各部尚书到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纷纷出动，将矛头对准见深和李贤。皇帝大怒，他哪里见过这种架势，他对官员厉声斥责，李贤终于被他保下来了。
虽然如此，李贤也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他突然莫名其妙的发现他跟整个帝国的官僚决裂了，实际上官僚们是想借此事掌握舆论权，虽然朱见深将群臣压了下去，但在这年的年底李贤却死去。李贤的死标志着在宪宗面前再也无挡箭牌，帝国的话语权不可避免的滑入文官手中。罗伦事件过后仅一年，翰林院的大能们又开始没事找事，这次有位叫章懋的编修上书反对元宵节点灯，这真是鸡蛋里挑骨头，没事找事，朱见深自然又将章懋贬黜。
罗伦、章懋都是极有气节之人，被贬黜后随即辞官回乡，终生著书讲学不再出来做官，以自己的操守诠释了读书人的气节。明代的士大夫们的确都是很有性格的人，他们不贪权、不恋财、不惧生死，他们杜绝碌碌无为，他们更喜欢青史留名。
虽然皇帝处理了罗伦、章懋，但帝国以他们为榜样的言官一波接一波，皇帝再也无法压制他们，此时的皇帝已经显示出倦政的信号，也许大明朝此后的行政特点从这个时候就已经初露端倪。慢慢的皇帝不再喜欢跟文臣们沟通，朝政都交给内阁处理，司礼监负责批红就行了，士大夫们期待的君臣共治局面终于开始形成。而我们的皇帝沉溺宫中跟各色人等交往，这是个人才辈出的年代，工匠、医生、画家、戏子、作家、道士、僧人、法王、术士、魔术师、罪犯、性学家、色情小说家、春画画家都能在帝国找到自己的舞台，而且还是很好的舞台。这的确是个人才迸发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