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襄汾县饭店坍塌事故(2)
2023-03-16 来源:你乐谷
山西襄汾坍塌饭店未经专业设计
8月30日,山西襄汾一饭店坍塌事故现场救援工作已全部结束,事故已造成29人遇难。30日下午,新京报记者从事发村庄村主任处获悉,坍塌饭店为村民分6次搭建而成,至今至少有十二三年时间。
涉事饭店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乡陈庄村。
30日下午,陈庄村村主任姚先生告诉新京报记者,这家饭店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修建,村民在村里临时请工人修建,先后修建地基、灶房和大厅,分6次搭建完成。“当时没有设计,就找了俩大工,自己家里干小工”。他表示,此次发生坍塌的饭店大厅,从搭建到现在,至少已有十二三年时间。
此外,据姚先生介绍,事发前村子曾下雨,村里组织力量排查了五保户等村民家中的房子,但因涉事饭店没积水,便未排查。
此前报道,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乡陈庄村聚仙饭店发生坍塌事故,当时一位80岁老人在此办寿宴,房屋大厅屋顶突发坍塌,已造成29人遇难,7人重伤,21人轻伤。
老人的老伴儿也在事故中丧生。事故发生后,现场成立了重大事故抢险救援组,救援队伍840余人展开救援。目前,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襄汾饭店坍塌,责任人具体该当何罪?
坍塌的乡村饭店的原型是几十年房龄的老房子,经历过五六次改扩建,最终形成了一个混凝土结构与预制板相混合的建筑。本次李大爷寿宴有上百人参加,垮塌发生在大厅,由最不受力的预制板支撑,粉碎性垮塌也给救援带来难题,无法使用大型装备。包括李大爷老伴在内,死亡最多的是妇女儿童。
到现在为止,官方发布的信息较少,这可能与救援阶段刚结束、调查工作刚铺开有关。不过,一些本可以帮助外界判断进展的概括性信息也匮乏,比较令人费解。比如调查的方向是什么、有哪些部门参与、对这家饭店的日常监管如何等,并不用调查结束才公开,现有信息不对称已经带来明显的担忧。
一个让人不安的情况,是舆论过多关注办酒席的李大爷,以致于他要“下跪谢罪”。在本次事故中大多数遇难者都和李大爷同村,他们都因为寿宴而来,却遭到不幸。李大爷有愧疚本是人之常情,但他实际上也是受害者,如果只是他一个人在道歉,其他负责的人不见踪影,这才是不正常的。
垮塌的饭店是乡村建筑,涉及到农村宅基地问题,尤其是在过去几十年,对这一块的加建管理相当松懈,以致于它的饭店功能与建筑安全质量日益错位。可从报道提供的信息看,这家饭店一直在营业,尽管有工商异常记录,也从未受到有力的核查。建筑、安监、工商、城管等难以推卸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乡村建筑承担商业用途,建筑质量无法保证,仅仅推给历史问题,推给农村宅基地监管难是说不过去的。这些年来,至少是城管查违建,一直延伸到村落,尤其是像这家酒店所在的公路边商业街,早已是执法的常态。对于这么一家生意兴旺的饭店,安全生产监管形同虚设是不可想象的。
除了日常监管的疑问外,在这次重大垮塌事故救援阶段,舆论还提出了一个疑问,为何死亡人数“恰好”是29人,恰恰没有超出认定“重大事故”标准中30人的上限?从数字上看,襄汾这起事故侥幸没有达到这一标准,尽管有国务院督办,但调查权限也主要集中在地方县市一级手中。
外界无法明说,也没有确实的证据来证明,襄汾通过地方便利钻了“重大事故”认定标准的空子。事故发生后,逐渐显露的信息壁垒,也让媒体逐一调查死者人数、死亡时间变得困难,对“29人死亡”的结论缺乏第三方事实核查。但盘旋在死亡数字上的疑问始终存在,它最终指向的还是对问责力度的担忧。
8月30日,山西襄汾一饭店坍塌事故现场救援工作已全部结束,事故已造成29人遇难。30日下午,新京报记者从事发村庄村主任处获悉,坍塌饭店为村民分6次搭建而成,至今至少有十二三年时间。
涉事饭店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乡陈庄村。
30日下午,陈庄村村主任姚先生告诉新京报记者,这家饭店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修建,村民在村里临时请工人修建,先后修建地基、灶房和大厅,分6次搭建完成。“当时没有设计,就找了俩大工,自己家里干小工”。他表示,此次发生坍塌的饭店大厅,从搭建到现在,至少已有十二三年时间。
此外,据姚先生介绍,事发前村子曾下雨,村里组织力量排查了五保户等村民家中的房子,但因涉事饭店没积水,便未排查。
此前报道,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乡陈庄村聚仙饭店发生坍塌事故,当时一位80岁老人在此办寿宴,房屋大厅屋顶突发坍塌,已造成29人遇难,7人重伤,21人轻伤。
老人的老伴儿也在事故中丧生。事故发生后,现场成立了重大事故抢险救援组,救援队伍840余人展开救援。目前,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襄汾饭店坍塌,责任人具体该当何罪?
坍塌的乡村饭店的原型是几十年房龄的老房子,经历过五六次改扩建,最终形成了一个混凝土结构与预制板相混合的建筑。本次李大爷寿宴有上百人参加,垮塌发生在大厅,由最不受力的预制板支撑,粉碎性垮塌也给救援带来难题,无法使用大型装备。包括李大爷老伴在内,死亡最多的是妇女儿童。
到现在为止,官方发布的信息较少,这可能与救援阶段刚结束、调查工作刚铺开有关。不过,一些本可以帮助外界判断进展的概括性信息也匮乏,比较令人费解。比如调查的方向是什么、有哪些部门参与、对这家饭店的日常监管如何等,并不用调查结束才公开,现有信息不对称已经带来明显的担忧。
一个让人不安的情况,是舆论过多关注办酒席的李大爷,以致于他要“下跪谢罪”。在本次事故中大多数遇难者都和李大爷同村,他们都因为寿宴而来,却遭到不幸。李大爷有愧疚本是人之常情,但他实际上也是受害者,如果只是他一个人在道歉,其他负责的人不见踪影,这才是不正常的。
垮塌的饭店是乡村建筑,涉及到农村宅基地问题,尤其是在过去几十年,对这一块的加建管理相当松懈,以致于它的饭店功能与建筑安全质量日益错位。可从报道提供的信息看,这家饭店一直在营业,尽管有工商异常记录,也从未受到有力的核查。建筑、安监、工商、城管等难以推卸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乡村建筑承担商业用途,建筑质量无法保证,仅仅推给历史问题,推给农村宅基地监管难是说不过去的。这些年来,至少是城管查违建,一直延伸到村落,尤其是像这家酒店所在的公路边商业街,早已是执法的常态。对于这么一家生意兴旺的饭店,安全生产监管形同虚设是不可想象的。
除了日常监管的疑问外,在这次重大垮塌事故救援阶段,舆论还提出了一个疑问,为何死亡人数“恰好”是29人,恰恰没有超出认定“重大事故”标准中30人的上限?从数字上看,襄汾这起事故侥幸没有达到这一标准,尽管有国务院督办,但调查权限也主要集中在地方县市一级手中。
外界无法明说,也没有确实的证据来证明,襄汾通过地方便利钻了“重大事故”认定标准的空子。事故发生后,逐渐显露的信息壁垒,也让媒体逐一调查死者人数、死亡时间变得困难,对“29人死亡”的结论缺乏第三方事实核查。但盘旋在死亡数字上的疑问始终存在,它最终指向的还是对问责力度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