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村医口中的农村疫情 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8)

郭立华今年65岁，超过退休年纪后，每个月可以领到400元补助。郭立华说，以前挣钱少，但大家都少，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现在村民外出打工平均每天挣200元，自己在乡村做医生，每天卖药的钱不到50元。实际上，就这50元也不是郭立华赚的钱，当前，我国药品销售实施零差价政策，对村医来说，进价多少，售价就是多少。只是按照销售额，政府有一定的零差价补助，每年发一次，“补助很少”。
承担健康档案建立和管理等公共卫生服务，是乡村医生的主要收入来源，但公卫服务补贴，是按人数算的，郭立华说，“我们村子小，乡村医生不好干，收入低，孩子们都没学这个。我现在年纪也大了，再过几年，说不定就干不动了，那时候，这村就彻底没有乡村医生了。”
遗憾
担心成为最后一代村医
韩家洼村的村医刘保堂，也在考虑同样的问题。
在韩家洼村卫生室，不久前刚更新了南孟镇14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免费享受清单，其中除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外，还有建立居民健康档案、老人健康管理等公共卫生事务。
在刘保堂的诊室里，整齐码放着村民的健康档案袋，其中每位超过65岁并患有高血压村民的档案，都是厚厚一沓健康记录表。目前，韩家洼村有200多人属于“三高”人群，每个季度刘保堂都要给村民们检查一次身体，测血压、身高、体重等，把这些健康数据登记表格，放进档案袋。
从卫校刚刚毕业时，刘保堂带着一腔热血回到乡村做医生，“那时候做医生，是想救死扶伤，现在乡村医生更多的是测血压、填表格、给建议。”
看病人员减少、收入较低、医术难以提高……记者在实际走访中发现，藁城乡村医生普遍缺少“接班人”，年龄趋于老龄化。
韩家洼村位于藁城北部，是南孟镇下辖村。目前，在南孟镇有2所卫生院，34个医生，46个个体诊所，120位从医人员。刘保堂今年50岁，在韩家洼村及周边的村子里，他已是最“年轻”的乡村医生。
解封后，村医们还要继续执行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抗疫之后，村民们的意识也逐渐改变，更多村民选择到藁城人民医院、中医院就诊，而不再找村医看病了。
刘保堂还保留着一个职业习惯，自行车停在卫生室边上，后车座上永远挂着已经磨损变形的老药箱，里边装着几种急救药，一旦接到行动不便患者的电话，刘保堂骑上自行车就会冲到村民家。刘保堂说，这个药箱自己用了近10年。只是，随着村民们就诊选择的转变，这样的机会变得比以前少多了。
近年来，我国多次推动乡村医生职业资格改革，鼓励乡村医生考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或者激励医学专业的大学生去乡村就业，比如尚在择业期内的未就业毕业生，可以免试申请乡村医生执业注册。
可即便如此，也没能阻止乡村医生老龄化的步伐。“收入低，保障不足，愿意干的少了”，刘保堂说，“有时甚至担心自己可能是最后一代乡村医生了。”
转变
“出圈”的乡村医生
202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特别提出，要“加强全科医生和乡村医生队伍建设，提升县级医疗服务能力，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
今年的全国“两会”，刘保堂认真看了。国家政策的支持，给老村医带来了新的希望和信心，早在2017年时，刘保堂就考取了执业助理医师。他想着，再过两年，满足资格后，可以继续考取执业医师资格证，进一步提升水平。
在韩家洼村卫生室这片小天地中，刘保堂还有自己的小规划，未来在做好乡村公共卫生事务的基础上，开展推拿按摩、康复理疗等项目，争取给村民们提供多种医疗服务。
丘头镇丽阳村，曾子灵姐弟也有同样的想法，而且比刘保堂快了一步，同是乡村医生的曾子灵和曾子光，如今已经做起妇科调理和推拿按摩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