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的稻田是我的童年回忆,村里的稻田是我的童年回忆吗(3)

那时候，我在村里上小学，每到大人们收割水稻时，学校就会放假，叫“农忙假”。学校给孩子们还分配了捡稻穗的勤工俭学任务，开学时，每个孩子都要上交学校一定数量的稻谷。

从春季到秋季，稻田里始终充满了孩子们的欢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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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麦浪滚滚，金黄的麦子在收割机的轰鸣声中跳跃歌唱；一边是水流潺潺，稻田里的新土在甘甜的薄山湖水滋润下清香扑鼻。哦，家乡的稻田还有记忆里的童年，就这样不期而遇。
儿时的记忆，散播在乡村一块块稻田里。每一块稻田，都有他专属的名字，那是父亲和母亲对它们的昵称。村北靠近一座大桥的田，叫“北大桥”；村东较远的那块大田，因为地中间立着一根又粗又高的水泥高压电杆，母亲便称它为“电杆下”；那块一亩狭长的田，地头有几丘坟茔，父亲称它为“老坟圈”；村东南那一片田地，处在邻近三个村子的田地交界处，乡亲们众口一词“东南地”，而父亲则送它了个更响亮易记的名字“三不管”，但我往往从母亲浓重的汝南乡音中听成了“三亩管”；靠近村口的那几分田，由于秋天播下的小麦种子或夏日新插下的秧苗常常遭遇鸟雀和鸡鸭们的侵袭，父亲便称它们“鸡叼地”；至于那块靠近干渠埂子，形似刀把子的田，干脆叫他“刀把子地”好了。
每一块稻田像是每一家的孩子，承载着这个家庭收获的希望；稻田更像个粗瓷大碗，装着乡村农家细水绵长的日子。
在上世纪80年代，稻田装着我童年最深刻的记忆。每当夏季麦收过后，薄山湖的水通过一道道干渠流到田地里，我时常见到父亲母亲赶着家里的黄牛或白马，架子车上拉着犁和耙，去侍弄那一块块稻田，往往天很晚了才满身泥水地赶回家。母亲给牲口们拌好草料，好让忙碌一天的牲口饱餐一顿。父亲则拿起烟袋，惬意地抽上几口。有时，我问父亲：“爸，烟有那么好抽吗？”父亲往往面露微笑说：“等你长大后学会抽烟就知道了……”
我10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他的坟就埋在村东头那块他劳作过的田地里。那匹白马因为水草划伤了一只眼睛，被母亲卖给了别人，家中那头黄牛却被留了下来。放牛、割草、拌草料成了我上学之余最常干的事情。村子里的田地经过了两次更换，这家的田到了那家的手里，那家的田分到了这家手里，但粮食产量似乎未见增长，乡村日子依旧平淡寡味。父亲在世时的那几块田都换了主人，包括那块埋葬着父亲的田。
上个世纪90年代，外边的世界越来越精彩，很多年轻人加入了南下北上的“打工潮”，挣到了些钱，返乡后便修建了新房，盖起了二层小洋楼。哥哥姐姐们陆续加入了务工族，只在农忙时回来帮忙。母亲是这个家里的“决策者”，她是坚定的种田人。那些年，她把从父亲那学来的种田技巧一股脑地施展了出来：田里要放水了，她彻夜守护，不让一滴水从田里溜掉；田里要治虫了，她背起药筒，光着脚板下水田去打药；田里要施肥了，田里又要薅草了……每次总能见到她的身影。我一度相信，母亲就是为稻田而生的，这些稻田就是她的命根子。
时光一晃而过，从部队转业后，我带着年迈的母亲进了城，让她过上了子孙绕膝的寻常幸福日子，家里的那几块田地全都流转了出去。就在父亲去世多年后的今天，我依然没有真正学会抽烟。有时写稿至深夜，才思枯竭时点燃一根存放许久的香烟，想起多年前父亲抽烟的神情和笑容，仿佛父亲就坐在我面前。可没抽两口就受不住那呛人的味道，赶紧掐灭了。曾经被父亲母亲视为命根子的稻田，在我的脑海里渐渐淡去。只是母亲在哄孙子之余，还会在家里不时提及一块块稻田的名字。母亲说：“现在种田的政策真好，不用交粮、交税，还有补贴，多好的事啊。”我理解和田地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母亲对于田地的那份情感。她骨子里和父亲一样，把自己的一生与田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