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歌是真实存在的吗?历史上的永宁公主李长歌(3)
2023-03-14 来源:你乐谷
时能有你相助就好了。”可事实则是贞观末年唐太宗征辽,却并没有让李元轨与自己一起领兵,由此可知皇帝的感慨有时也只是感慨而已,并不能当做铁板钉钉
的证据。
薛元超9岁时继承了父亲的汾阴县男(县男,唐朝九等爵位中最末等者),唐高宗曾将其提拔为宰相,看似得到了重用,但是高宗朝共起用宰相47位,薛元超既非其中才能最出类拔萃者,又非最受优待者。何况薛氏一族以文采见长,论起执政能力却逊色许多,远不及同样是唐高宗提拔上来的郝处俊、刘仁轨等人。是以薛元超终高宗一朝也只被晋为县侯(比县男高两级),随后又因为涉嫌参与上官仪废后一事被流放,他的姑母已经出家为尼的薛婕妤也因此被削去河东郡夫人的诰命,送回唐高祖的别庙静安宫中幽禁起来。直到上元元年大赦,薛元超这才遇赦得还。
而因为站错队吸取了教训的薛元超,在永淳元年受诏辅佐留京监国的皇太子李显后,便在《谏皇太子笺》中要求太子“一则遵天后诫书,不敢失坠;二则挹古人遗范,有所发挥。”满篇可见的是对武后的尊礼备至。是以虽然《新唐书》称薛元超曾因“帝疾剧,政出武后。因阳喑,乞骸骨”,但薛元超如果真的对武后不满,要辞职的话理应早就提出,又何必如此费尽心机讨好武后,更何必等到多年后自己病重时才提出致仕一事?
那么武后对薛元超的迎合之举投桃报李了吗?从史书和墓志的记载来看,并没有。唐高宗驾崩后,武后也只是因为薛元超抱病赶到洛阳奔丧,且表现得“如丧考妣”,这才将他重新封为汾阴县男,恢复了薛元超最初,也是唐朝最末等的县男爵位,并无晋爵或赐实封之举。待唐中宗神龙年间复辟后,对薛元超的追封也是只字未提。对比褚遂良、韩瑗等人均得以追封回生前所受封的最高爵位,显然黯然失色不少。
不过想想也很正常,当初薛元超之所以被流放,正是因为与上官仪交通
。有了参与废后一事做前科,唐高宗没有恢复他的爵位,武后也没有晋封他的爵位,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
而薛元超对这种不受重用的现状并不满足,以“恙久”为由提出致仕,墓志上又称其妻和静县主亦同时上表,武后这才应允。此处乍一看,和静似乎也在其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实则不然。和静之所以能够出声完全是托了武后的福,如果和静真如墓志所吹捧的那样,在朝中有着相当的话语权,那么当初唐高宗将薛元超流放的时候为何不见她上表呢?为什么唯独等到唐高宗死后武后上台执政了,这才能看见和静的身影?所以和静的举动不过是为了迎合武后而故意为之。
又据《隋唐嘉话》记载,薛元超曾感慨过:“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公然将“不得娶五姓女”的遗憾挂在嘴边。但实际上薛元超未必是真的想娶五姓女,不过是心中有所不平罢了。毕竟同为河东薛氏,同出薛瑚一脉,薛瓘与薛绍父子二人均娶了皇帝的嫡出公主(薛瓘尚城阳公主,其子薛绍尚太平公主),而薛元超最终只娶了一个生父死因极不名誉的庶出县主,相比之下心中自然难以平衡,所以才会有了“不得娶五姓女”这样的牢骚之言。
寿春县主
,虽然史料并未明确提及寿春出嫁的时间,不过从其丈夫杨豫之的生平来看,寿春出嫁至少在贞观12年之后。因为杨师道武德5年才尚长广公主为妻,其子杨豫之最早武德6六年才能出生,贞观9年时杨豫之最多不过12岁,紧接其后便是唐高祖、长孙皇后大丧,贞观11年以后才能论及婚嫁,再加上县主出嫁虽没有公主出降那么繁琐,但也要准备一段时间,所以贞观12年以后,寿春才有可能嫁给杨豫之。
而可怜的寿春之所以能在史书中留下一笔记
载,也是因为她的丈夫在给母亲守丧期间,做出了和姨母通奸这样耸人听闻的丑事。
的证据。
薛元超9岁时继承了父亲的汾阴县男(县男,唐朝九等爵位中最末等者),唐高宗曾将其提拔为宰相,看似得到了重用,但是高宗朝共起用宰相47位,薛元超既非其中才能最出类拔萃者,又非最受优待者。何况薛氏一族以文采见长,论起执政能力却逊色许多,远不及同样是唐高宗提拔上来的郝处俊、刘仁轨等人。是以薛元超终高宗一朝也只被晋为县侯(比县男高两级),随后又因为涉嫌参与上官仪废后一事被流放,他的姑母已经出家为尼的薛婕妤也因此被削去河东郡夫人的诰命,送回唐高祖的别庙静安宫中幽禁起来。直到上元元年大赦,薛元超这才遇赦得还。
而因为站错队吸取了教训的薛元超,在永淳元年受诏辅佐留京监国的皇太子李显后,便在《谏皇太子笺》中要求太子“一则遵天后诫书,不敢失坠;二则挹古人遗范,有所发挥。”满篇可见的是对武后的尊礼备至。是以虽然《新唐书》称薛元超曾因“帝疾剧,政出武后。因阳喑,乞骸骨”,但薛元超如果真的对武后不满,要辞职的话理应早就提出,又何必如此费尽心机讨好武后,更何必等到多年后自己病重时才提出致仕一事?
那么武后对薛元超的迎合之举投桃报李了吗?从史书和墓志的记载来看,并没有。唐高宗驾崩后,武后也只是因为薛元超抱病赶到洛阳奔丧,且表现得“如丧考妣”,这才将他重新封为汾阴县男,恢复了薛元超最初,也是唐朝最末等的县男爵位,并无晋爵或赐实封之举。待唐中宗神龙年间复辟后,对薛元超的追封也是只字未提。对比褚遂良、韩瑗等人均得以追封回生前所受封的最高爵位,显然黯然失色不少。
不过想想也很正常,当初薛元超之所以被流放,正是因为与上官仪交通
。有了参与废后一事做前科,唐高宗没有恢复他的爵位,武后也没有晋封他的爵位,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
而薛元超对这种不受重用的现状并不满足,以“恙久”为由提出致仕,墓志上又称其妻和静县主亦同时上表,武后这才应允。此处乍一看,和静似乎也在其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实则不然。和静之所以能够出声完全是托了武后的福,如果和静真如墓志所吹捧的那样,在朝中有着相当的话语权,那么当初唐高宗将薛元超流放的时候为何不见她上表呢?为什么唯独等到唐高宗死后武后上台执政了,这才能看见和静的身影?所以和静的举动不过是为了迎合武后而故意为之。
又据《隋唐嘉话》记载,薛元超曾感慨过:“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公然将“不得娶五姓女”的遗憾挂在嘴边。但实际上薛元超未必是真的想娶五姓女,不过是心中有所不平罢了。毕竟同为河东薛氏,同出薛瑚一脉,薛瓘与薛绍父子二人均娶了皇帝的嫡出公主(薛瓘尚城阳公主,其子薛绍尚太平公主),而薛元超最终只娶了一个生父死因极不名誉的庶出县主,相比之下心中自然难以平衡,所以才会有了“不得娶五姓女”这样的牢骚之言。
寿春县主
,虽然史料并未明确提及寿春出嫁的时间,不过从其丈夫杨豫之的生平来看,寿春出嫁至少在贞观12年之后。因为杨师道武德5年才尚长广公主为妻,其子杨豫之最早武德6六年才能出生,贞观9年时杨豫之最多不过12岁,紧接其后便是唐高祖、长孙皇后大丧,贞观11年以后才能论及婚嫁,再加上县主出嫁虽没有公主出降那么繁琐,但也要准备一段时间,所以贞观12年以后,寿春才有可能嫁给杨豫之。
而可怜的寿春之所以能在史书中留下一笔记
载,也是因为她的丈夫在给母亲守丧期间,做出了和姨母通奸这样耸人听闻的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