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

我是写日记的，这么多年，写了很多本日记。日记写得不长，一段、两段话而已，无非就是今天去了哪里，见了哪些人，做了哪些事，真有点像是记流水账。只是，这样的流水账我自己是欢喜记的，毕竟等到若干年过后，再翻起当年的日记，日记里的那地、那人、那事，就在眼前，似乎从未远走，那一刻，就会有种我把岁月终于留住了的感觉，这种感觉很好。

我的日记不会给任何人看，其实也没什么秘密，但就觉得那才是自己唯一的私人物品，要好好保护。但我其实也没有真的刻意去保护，我的家人都比我有文化有素养，从不随意翻看我的日记，就如我也从不翻看他们的手机一样，哪怕临时有电话打进来，他们正好又不在身边，我也只会任由电话响个不停，只到他们能够亲自接听为止。他们应该也有写日记的习惯，但我并不好奇打听，随他们把日记记在哪里，那都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从不干预过问。也因此，我的日记本躺在家里其实是可以随意摆放的，无论放在哪里，只有我一人可以随意开启。
我的日记没有间断过，只不过有的时候确实很忙，当天没有记录，第二天就会立马补上。唯独，母亲去世之后的好长一段日子，日子本里一片空白。我不想把那般伤心刺骨的痛记在日记本里，记在我的生命里，我只留下一片空白，一片永远也不想记起的空白，只当那样的事情从未发生过，哪怕明知道是自己骗自己，也比让一行行心痛的文字历历在目的强。
 
也许我能活过八十岁，亦或真的能活过一百岁，到那时，到生命最终走向枯竭的那时，我能带走的是什么？能留下的又是什么？怕是，日记了。既能带走，又可留下，一想到此，对于日记，我更有一种亲如手足之情。
 
梁实秋也写过一篇文章，名字就叫《日记》，收录在《有舍有得是人生》这本散文集中。他也是记日记的，只是他很狡猾，偏偏不写自己是如何记日记的，专说别人的日记。从佩皮斯的日记到约翰.伊夫林的日记，再到李慈铭的日记，最后居然说起胡适的日记来。他和胡适是朋友，当时写这文时估计胡适先生已经仙逝，但又应该离他仙逝的日子不长，所以他的日记还没有公布于众，梁实秋先生竟“坏坏”地等着了，还要补上一句“最好是完整的照相制版，不加删改，不易一字。”看来这些文人墨客也有窥朋友私的好奇与雅致。
我的日记自是不能与这些大家相比的，但总归也是人嘛，也有记日记的自由和兴趣，不与别人比，只和自己比就是了。